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蔡昉：推进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改革

        中国网财经12月13日讯 中国网财经12月13日讯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办的2023年《经济蓝皮书》发布暨中国经济形势报告会，于12月13日以线上形式举办。

以下为发布会文字实录：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 蔡昉：第一，我先做一个判断，就经济增长本身，我们冲击之后回到的常态可能会不一样。从一般经验来看，很多宏观经济学家关注一个现象叫磁滞效应，也就是说，一个短期的冲击可能会把冲击的一些表现带到今后的经济增长常态中，或者带进未来的潜在增长力中。还有，我们可能有一些长期的趋势，被这些短暂的冲击催化了，加快到来。当然还可能因为某种巧合，也有可能是我们变得更加敏锐了，看到了一些新的趋势。总的来说，我们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看到，整个世界经济和金融危机之前的趋势都是不一样的。无论从世界经济的格局，还是从每一个国家自己的增长格局看，都有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预期回归常态的时候，看一看我们的增长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预判一下我们应该主动顺势而为，做些什么事，真正的化危为机，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

        一个最大的基础条件的变化，就是人口。过去我一直预期中国人口到达一个峰值，过去也是通过不同的数字去猜想。但是今年，联合国根据我们中国最新的数据，调整了它的预测，这个新的预测。大家看这个蓝色的线，2022年，我们的人口就达到了峰值，也就是说从明年开始，我们就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叫人口负增长时代。虚线代表的情况也显示出和过去预测的都不一样了。也就是说，我们人口的实际结果和更符合实际的预测，和以前保守的预测之间产生了这么大的差距，那么我们也知道，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于得益于人口红利，也就是说我们的经济增长会有一些新的表现，和以前的不完全一致。

        首先是供给侧，如果说从2011年之后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从那个期间，2011年到目前为止，我们基本上属于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的缓慢期，给了我们一个缓冲，让我们做足了准备，最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做好了准备，实现了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使我们的实际增长符合我们的潜在增长能力。但是，总人口到达峰值转入负增长之后，劳动年龄人口这条线的下降速度就加快了，也就是说缓冲期结束了，我们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速度越来越快。过去我们知道，它对劳动力的影响、人力资本的影响、资本回报率的影响、生产率提高速度的影响，这些不利在今后可能会加倍呈现出来。也就是说，今后我们在供给侧也会有很大的不同。

        说到供给侧，我前一段时间就一直在说一个观点，可能今后我们的经济增长从供给侧，从潜在增长率的角度来说，叫取乎其上，得乎其中。过去我们院的同事李雪松、陆旸做了一个预测，有一个高方案，就是改革的方案，能够带来改革红利，潜在增长力就高一些。还有一个中方案，一切相对保持过去连续的方案。我说取乎其上、得乎其中的意思，就是说你可能需要花高方案的那么大的努力，取得改革红利，最后得到的结果是中方案预测的结果。前不久，我请雪松、陆旸按照新的人口数据重新估算，证实了我们确实是这个结果。你看四条线(见图)，原来预测的中方案、高方案，新预测的中方案、新预测的高方案，其中中间两条恰好是必须用新预测的高方案努力，然后达到原来预测的中方案的实际结果，两个线大体上是一致的。因此，第一，我们要承认，我们今后的增长要付出更大的努力。第二，这个努力是可以做到的。因为所谓的改革红利的高方案，就是全要素生产率有更快的提高。因此我们有一系列的改革举措，都可以实实在在地带来改革红利，就是提高生产率，因此来说，努力实现预期的结果，把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也是可以做到的。

        真正有一个新的不同，就是新的挑战，我们过去可能准备不足，也没有应对过，就是需求侧，特别是居民消费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常态化的制约。也就是说，尽管你的潜在增长率通过努力还可以实现合理的增长速度区间。但是，能不能在需求方面加以保障，也是决定你实际经济增长速度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从国际经验看，(见图)人口进入负增长，一般都伴随着总消费超过总储蓄。这个看不出来，过去我们找过人口负增长的国家，人口转到负增长的时候，也恰好是消费超过储蓄，就是宏观经济学里说的“过度储蓄”。同时这张图更明显地表现出，长期发展当中，把各个国家的数据混在一起会发现，居民的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有一个上升的趋势，然后到达一个高点以后转折，也就是相当于一个倒U字型曲线，而这个转折点是老龄化正好达到14%的时候，也就是说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4%，被定义为老龄社会的到来，或者叫中度老龄化。这一点是个关键点，而我们去年正好是超过了14%，因此伴随着人口负增长，我们会越来越感受到需求侧的制约。当然，中国有潜力，因为我们目前的消费率还是比较低的，按照世行的数据，可能不完全准确，我们的消费率大概是39%，世界平均水平是56%，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是48%，高收入国家平均是59%，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一个趋同的潜力，实现加快提升我们的消费水平，打破需求侧的制约。

        我们将要回到一个常态的轨道，我设想有三种情景，分别是从不希望达到的状态到比较好的状态。第一种情景，就是所谓的我们遇到了磁滞效应，或者说的伤痕效应，受到冲击时候的状态，或多或少会带入未来的常态中，可能你的增长能力下了一个台阶。针对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有一些冲击效应确实已经发生了，比如说我们的产业链受损，甚至有些产业链是断裂的，还加上刚才谢院长说美西方有意跟我们脱钩，造成了我们修复产业链、重建产业链，也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当然最近我们看到，南方一些省市就派出了大规模的代表团出去，去续接前缘，都是很有意义的事。

        同时，我们大家也知道，一部分企业比较早地就倒了，或者没有倒的，他的资产负债表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这些我们都应该应对，应该鼓励创业，鼓励进入，修复供应链，消除消费能力下降、消费倾向下降的障碍，然后解决磁滞效应。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没有受到很严重的磁滞效应的影响，就是回到了原来的水平上，我们一切照旧。就如同说过去按了一个暂停键，现在我们取消了这个暂停键，我们心满意足回到了常态。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不应该心满意足，因为我们还是付出了代价的。经济学家都说，不白白浪费掉一次难得的危机，危机不是好事，但是一旦发生了危机，你还是要把一些危机的结果为我所用。他的含义就是说，不管怎么说，我们不甘心回到原来，我们要利用它。利用它就是第三种情景，叫做妥善利用“创造性破坏”的结果，一个新格局，借此机会营造全新的竞争环境和增长动能，从供需两侧推进改革。我们也知道，在冲击中，那些低效的企业、过时的产能或者夕阳的行业，首先遭到了破坏。因此，冲击过去以后，你在总量上可能会受到一些损害，但是你的结构的质量上其实可能比过去有更强的生产力。这不是我们期望的结果，但是某种程度上，过去我们在常规情况下舍不得破坏的一些产能、舍不得倒逼的淘汰掉的一些企业，也许这时候大自然替我们做了，我们不希望，但是不得以中发生了，在发生的情况下，我们要利用这个格局，保持创造性破坏，让更多的企业进来，让那些没有效率的企业能够退出，当然不以破坏性的方式来退出。

        最后，我们中国未来的发展和改革会有一些新的特点。从改革红利的角度来看，我们今后的改革是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侧相统一的，也就是说，我们既要着眼于供给侧，提高潜在增长率，同时也着眼于需求侧，保障潜在增长率得以实现，最终产生一个合理的增长率。很多改革可以统计在一起，大家最常见，也是我最喜欢用的例子就是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工更多地稳定下来，既增加劳动力供给，也提高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同时他们也是巨大的消费主体、消费总量。

        第二个新特点，我们应对现实的很多挑战，可以着眼于从过去取其轻，所谓两弊相权取其轻，应该转向取其重的模式，两利相权取其重。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不能说我们减少一些GDP，减少一些排放，必须靠新的技术、新的产业机遇才能做到这一点，才能抓住新的增长点。同时养老保障也是一样，同样是推进渐进式的延迟退休年龄的改革，但是出发点不再是着眼于让老年人晚一点领取养老金，而是让老年人尽可能延长他的生产性的时间，能够就业和创业，从潜在增长能力上提供保障，同时也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

        最后一点，我们的改革在这个发展阶段上，可以不再纠结于原来我们有帕累托改进时的“权衡取舍”锱铢必较。帕累托改进是机会，但是这个机会时，推进步推进，改革的成本是多少，改革的收益是多少，改革的净收益是多少呢，再这样做过多的斤斤计较。我们到了这个发展阶段上，没有那么多的帕累托改进了，大部分是所谓卡尔托式的、希科斯式的，也就是说改革是有红利的，改革红利怎么分配可以做顶层设计，我们通过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福利体制，社会保障、社会共济、社会保护、社会福利，通过这种制度性安排共享红利，就可以实现改革过程中的激励相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