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有善养：老有所为，发展生产性老龄化及退休制度改革

在长期的人口低生育率和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延长的背景下，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速度在继续加快。人口老龄化过程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支出带来压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必要且迫切。在积极应对老龄化的综合策略中，生产性老龄化值得加以强调。生产性老龄化是指充分发挥老年人力资源的作用，使其能够对经济生产、社会公益、家庭和社区做出贡献。这种生产性老龄化的观念认为，老年人口不是所谓的“被抚养人口”，其本身具有生产性。如果把老年人口的生产性扩展出来，那么老龄化社会仍有较为充裕的老年人力资源可以开发利用。充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将会减缓劳动力资源数量减少对国家发展的压力，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

开发利用老龄人力资源

发展生产性人口老龄化的第一层含义是，要发挥老年人口在经济活动中的生产性。2020年中国老年人口中从事就业活动的人口有8482万，占全部老年人口的32.13%。老年人口的经济就业主要是在农村地区，城镇老年人口就业比重较低。城镇人口中平均退出就业市场的年龄只有53岁，而且人口的平均退休年龄仍在下降。中老年劳动者平均退休年龄的下降，可从近年来中国人口劳动参与率逐年下降中体现出来。

总体来看，中国老年人口中的就业者比重低于欧美、日本、新加坡等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例如，日本60-64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为71%，65-69岁人口为49.6%；中国60-64岁人口的就业参与率为49.1%，65-69岁为36.0%。实际上，中国55-59岁人口的就业参与率也只有66.2%。发展生产性老龄化强调增加中老年人口的经济就业参与，有利于缓解老龄化过程中劳动力资源数量的下降。

发展生产性老龄化的第二层含义是，老年人口不仅具有经济上的生产性，还具有社会发展的生产性。老年人口即使不从事有报酬的经济活动，依然可以通过参加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的方式，参与社区发展，开展各种志愿服务和社会服务，参与社会公益、社会慈善等，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发展生产性老龄化的第三层含义是，老年人口提供隔代抚育等家庭劳务，有助于提高子女的劳动参与率。例如，中国有相对较高水平的老年人口提供隔代抚育和帮助提供家庭劳务，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家庭中年轻成员（特别是女性）的就业率，这也是对婴幼儿和儿童的人力资本投资。我们曾经的研究也发现，如果流动人口在其流出地有70岁以下的老年父母帮助照料家庭和留守子女，会增加他们外出就业的意愿。这些都表明，发挥老年人在家庭劳务中的作用，间接上也是具有生产性的。

但是，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鼓励老年人口更多地从事家庭劳务，却未必是一个正确的推论。需要发展出健全的对家庭生活的社会服务系统，从而才能解放家庭事务中的女性劳动力，促进劳动参与，包括解放家庭中老年人口，使老年人口能够也能够从家庭劳务中解放出来，参与经济社会活动，从而更好地发挥老年人力资源的作用。

生产性老龄化的提出，是对传统社会“老年观”的改变。人口学用“老年抚养系数”反映老龄化过程中对老年人口的抚养负担，计算公式是老年人口数量和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比值。如果我们不把老年人口看作是在“分子”上的需要被抚养的人口，而是在“分母”上具有积极作用的人力资源，我们对于老年抚养系数的判断以及如何看待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都会发生改变。积极发展生产性老龄化，充分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客观上使老年抚养系数能够通过“减小分子”和“增加分母”，降低人口老龄化过程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能够成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有效战略。

发展生产性老龄化的人口机遇

我们对人口老龄化可以持有积极乐观的态度，不是把老年人口比重日益提高作为一个问题，而是可以适应人口结构的变动，把巨大规模的老年人口数量和质量本身，作为解决老龄社会的解决方案。基于中国的人口国情，中国是巨大人口规模的国家，具有超大规模老龄社会的特点。这也使发展生产性老龄化具有巨大的机遇和优势，而尤其值得加以发展提倡。

第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突出特点是超大规模老龄社会。202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有2.64亿，预计到2050年将达4-4.5亿。中国已经不是世界上人口总量最多的国家，但在整个21世纪，中国基本上都会是世界上老年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超大规模老龄社会意味着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是必需的、而且是具有优势的。

第二，在老年人口中，低龄老年人口具有巨大数量，也占相当大比重。2020年，中国60-69岁老年人口1.47亿，占老年人口总数的55.7%，也就是说，老年人口中多数是较为健康、具有较强生产力的低龄老年人口。中国低龄老年人口数量将不断增长，到2030年将达2亿左右。在此以后，虽然低龄老年人口占老年人口比重会略有下降，但中国老年人口总量在持续增长。在中长期，中国具有较强生产能力的低龄老年人力资源规模是巨大的。

第三，老年人口的预期寿命在延长，意味着老年人口生命期中能够用于社会经济贡献的“人力资源期”也在延长。不少学者将人口的预期寿命减去15年作为老年期，那么，当前中国生物人口学意义上的老年年龄应该是64岁，到2050年可能会提高到69岁。按照“70岁是新的60岁”来估算，劳动者在人生历程中的平均工作时长有条件适当延长。女性的预期寿命更长，但当前女性的平均退休年龄更早，意味着女性中潜在未充分利用的人力资源数量更多。

第四，不仅预期寿命在延长，人口的健康预期寿命也在延长。这意味着各个年龄组中，处于健康状态的人口比重随着时期变化有所提高。因此，中国劳动者在不同年龄组的劳动参与率是有条件可以提高的。但当前的情况是，中国分年龄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却随时期变动在下降，中老年群体的劳动参与下降和人口健康状况上升存在背离现象，反映出人力资源未能实现充分利用的现象。

第五，随着受教育程度提高，老年群体生产能力也会提高。中国人口的受教育程度逐步提高，随着教育程度不断提高的人口队列步入老年，老年群体受教育程度也会逐步提高。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和工作能力，将进一步提高老年群体的生产能力。特别是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和科技进步，未来的经济就业岗位并不主要依靠体力劳动，依靠知识和技能的白领型劳动就业将增加。老年人口由于受教育程度提高能继续维持较高的劳动生产能力。

第六，老年人口存在继续就业的期望，而且这种期望在增强。中老年群体继续求职者的数量在增长，BOSS直聘数据显示，2022年平台上活跃的55岁以上求职者数量同比上涨27%。2022年10月“前程无忧”发布的《2022老龄群体退休再就业调研报告》显示，68%的老年人退休后有强烈的再就业意愿。中老年农民工具有较高的继续务工的意愿，一些城市对老年务工群体的“清退令”限制了部分老年人口就业需求。虽然我们看到当前中老年群体中绝大多数反对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另一方面，中老年群体的继续就业需求在增长。这说明在延迟退休年龄和增加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的矛盾中寻找“改善的解”是有可能的。

综上所述，作为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虽然快速老龄化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压力，但在人口变动的过程中，也不断产生出“新的人口红利”，其中包含着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的巨大潜力，这些构成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内容。

妥善实施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制度改革

实施生产性老龄化需要一系列的观念建设和制度建设。其中，退休制度的改革和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在最近十多年来讨论较多。

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在延长，而当前法定退休年龄是男性60岁，女性55岁。世界上主要的高预期寿命国家，以及和中国预期寿命类似的国家，退休年龄基本都比中国更高。目前主要欧美国家的法定退休和足额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基本在65岁，也有一些国家达到67岁。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退休制度的安排和快速的人口老龄化显得不相适应。健康的老年人力资源脱离经济和社会活动，也是国家人力资源的损失，延迟退休年龄还意味着老年人口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现在中国的养老金体系遇到了非常大的压力，延迟退休年龄是生产性老龄化从逻辑上推导出来的基本应有之义。

需要注意的是，当前多数中老年群体不同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说明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现在还并不具备公共认可的条件。而部分老年群体对于继续就业的需求在增长，说明在未来实施延迟退休年龄的方式是可以实现的。

因此，当前时期合理的路径，不是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而是应该实施弹性的退休制度，使得部分劳动者可以在法定退休年龄之前或者之后选择退出或者继续参与劳动力市场。如果老年人口能够在延迟退休后获得更多的养老金，就会带动越来越多的老人选择通过延迟退休年龄来提高老年之后的经济收入，及提高其健康和生活福祉。随着越来越多个人接受了推迟退出劳动力市场，那么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制度改革就容易加以推进实施了。

延迟退休年龄改革的优先工作是延迟女性的退休年龄，至少实现男性和女性的同龄退休。女性有更高的人口预期寿命，但是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时间更早，因此加强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尤其必要。女性更早的退休年龄不仅降低了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也约束了女性的发展机会，削弱了对女性教育投资的收入回报。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作为劳动力市场和退休制度改革的方向，关键是如何实施。退休制度改革应该在促进国家养老保障基金的平衡，企业发展的成本收益改善，和个人多缴多得和收入增长中得到平衡，在各方利益的综合协调中才能实现良好的政策设计和改革策略。

本文是作者2023年10月在南京大学召开的“人口高质量发展和积极应对老龄化学术研讨会”上的讲演。

（作者任远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