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一步依靠我国人口结构的老龄化问题发展“银发经济”？

一、老龄化人口结构倒逼消费转变

        随着新时代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扩大内需并进一步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不仅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也是我国遵循“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内核的原则。随着我国人口结构正在向深度老龄化社会发展，人作为消费的主体来说，年龄结构人数的倾向会影响消费结构和消费需求产生一定程度的倾斜。由此，要看到人口结构变化尤其是老龄化群体对于消费的影响。

        一方面，要注重老龄化群体具备相应的消费能力，并且这种消费能力和消费需求也为我国市场经济，特别是针对老龄群体的“银发经济”带来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要看到老龄化群体因其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等对消费意愿和能力的抑制性影响，这对我国探索并发展新的消费领域和经济空间带来了挑战。

        我国自二〇〇〇年以来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并且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增速正在逐渐加快。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我国二〇一〇年65岁及以上人口在全国人口的占比为8.90%，而截至二〇一九年65岁及以上人口在全国人口占比则达到12.60%，短短十年就已经上升了接近4个百分点。老年抚养比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衡量每100个社会劳动力需要抚养老年人的数量，以此来反映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后果。

        而我国老年抚养比每年的增速也在逐年增加，从二〇一〇年的11.9%增长至二〇一九年的17.8%。根据《中国人口形势报告》分析，我国将在二〇二二年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届时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的比例将会突破14%，并在随后的几十年呈现急速上升的态势。这不仅意味着我国老年人口数量正在逐年提升，且未来我国老龄化程度将会进一步加深，我国适龄的劳动人口占比也在逐渐下降，劳动人口的年龄结构总体呈现偏高龄状态。

        这会使得当前我国社会劳动力数量锐减，制约我国劳动生产效率以及社会创新动能的进一步提升，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社会总产出水平的增长速度。我国原有的人口红利所带来的廉价劳动力的市场优势会逐步消失，人工成本、出口价格等会随之上升进而阻碍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和转型。

        这也说明，我国经济发展所依靠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被人口结构倒逼，必须要进行转化和升级形成以创新技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结构，才能进一步推动国内大循环发展。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结构不仅是对劳动力结构产生影响并阻碍居民消费率的提升，还会对国家社会总抚养的负担进一步加重。

        由于我国尚未形成对较高龄化的消费水平前已经步入了老龄化社会，这就意味着国家在未来出现深度老龄化的形势，要不断为完善社会福利保障等公共事业而投入更多的财政支出。尤其是和其他发达国家相对比，我国的居民收入水平仍有待提升，因而国家在应对社会老龄化的处理能力上还有待商榷。

        由于我国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采取的计划生育政策，大多数家庭的适龄劳动力也就是中青年多为独生子女。面对如此庞大的老龄化群体，增加了适龄劳动力要赡养的负担，进而影响整个家庭的储蓄并改变在消费支出的结构比例，减少了个人消费支出。

        对于我国的老龄化群体来说，他们是既具备消费的需求又具备消费的支付能力，这说明老龄产业的“银发经济”存在着巨大的需求市场，并且这个消费市场的潜力空间巨大仍未被全力开发。如何进一步依靠我国人口结构的老龄化问题发展“银发经济”，进而以新的消费需求推动市场供给和社会生产的变革，进而弥补人口结构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我们在形成新发展阶段提振消费的重要任务，也是我国进一步推进可持续消费的必然要求。

二、收入水平与社会保障对消费需求的制约

马克思认为在社会再生产环节中消费不仅同生产存在辩证关系，还同分配和交换也存在辩证关系。这就说明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消费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而经济发展水平对人的直接影响体现在居民的收入水平上，进而也会直接影响到人的消费行为活动和消费需求。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虽然发生了转变，但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也在变化和增加，人们不仅是对物质生活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对于精神生活、社会环境、文化等都有了更高的要求。因而，我们在新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也要注重多领域全方位的发展平衡问题。

值得我们骄傲的是，2021年，虽然我们取得了脱贫攻坚的胜利，但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任务仍是艰巨的，尤其是针对不同群体之间仍然存在的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具体表现在：第一，在我国实现脱贫攻坚胜利时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进一步说明了当前我国“三农”问题依然存在，城乡二元结构仍未被完全消除。

        第二，我国居民消费区域呈现不平衡发展的问题。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带的消费差距巨大且呈现“倒V”型波动的态势。这是因开放以来我国为了实现以先富裕带后富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使得东中西三部地带经济发展存在较大的差距，而经济发展就会直接影响人的可支配收入，最终影响人的消费支出。

        这也为我国在新发展阶段提振消费的实践进程中注重区域协调发展的问题，加强对中西部的政策倾斜进而实现经济效益的增长，为人民的消费支出提供更多地收入基础和消费自由空间。

三、网络消费异化及其负面影响

消费主义作为消费的异化存在，是追求符号化、象征化的消费，体现的是一种非节制的物质享受。我们国家虽然提倡通过提振消费需求推动社会生产，但我们提倡的是能够真正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消费，而非消费主义及其异化的衍生，对人价值观和消费行为的精神控制。美国教授丹尼尔·贝尔在其著作中发表对消费主义的看法，认为消费主义等同于享乐主义，是没有内涵特色的资本主义世界消费社会的具体体现，是一种“虚无之物”。

        消费主义随着经济社会的商品经济发展，带着明显的物质至上理念对人的消费行为和消费观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随着我国开放以后，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展，消费主义成为一种社会思潮传入中国，消费主义利用人们的欲望得到释放并被不断制造出来。市场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人们的消费需要也从生存生活型向物质精神享受型转变。

        为了避免市场自身的弊端即实现利润效益的最大化，我国也注重从宏观调控的政策和手段刺激内需，进而弥补市场的不足，刺激人民消费需求的释放。随着二十一世纪全球经济的进一步融合，也为消费主义异化带来了新的变式特点，消费主义在新时代的发展也产生了更具特征的消极影响，尤其是以网络空间为载体的数据化消费异化最为直接表象，这为我国新发展阶段促进消费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随着数字科技经济的发展，互联网普及率和电子产品的广泛应用，使得人们习惯于从传统的媒介消费转向数字化消费。网络消费作为数字化消费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载体的，依靠信息和符号消费作为主要消费方式的消费行为特征。由于网络消费的变式是以信息技术的数据化发展为基点的，这就说明其消费的内容相较于一般消费方式更为多样化和便捷化。

        网络消费中产生的消费主义异化主要体现在，消费者依靠网络的信息和符号进行判断和识别，受推送信息和数据媒介的影响、衡量消费的标准发生变化，不再是关注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追求符号象征的价值，不是满足对其自身生存生活的真实需要，进而在消费过程中出现认知和行为偏差，使得人们在消费中失去了消费行为的主体，产生被动消费或者是超前消费的不良消费行为，满足其过度地带有符号意义消费欲望。

        比如人民日报曾报道的网络流行词“隐形贫困人口”，指的是看起来能够满足基本生存生活需要，但实际上在储蓄能力和收入同消费水平是不成比例的人群。这就体现了消费主义异化造成的人对于消费行为认知的错觉，是高质量经济发展消费升级中过度的消费主义的具体体现之一。

        消费主义本身是割裂了生产和消费的辩证关系，盲目刺激人产生消费需求却忽视人真正的需要以及对生产发展的意义。网络消费异化不仅会使人产生对自我消费能力的错误认知和非理性行为，还会一定程度以消耗破坏资源资料的浪费为代价，影响我国新发展阶段持续性消费模式的构建和发展，这同我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解决并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理念是不相符的，是违背了人同自然和社会的协调一致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