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养老院陪护母亲的七天日记（上）
来源：网络 发布时间：2019-01-19
来源：网络 时间：2019-01-19
编者案：去年2月，春节时期，作者在养老院陪护母亲，她写下了这篇日记，真切感人，也很沉重。这是很多人面临的现实，也是大部分人的明天。文章很长，我们分上下刊登！
我在养老院陪护母亲的七天日记（上）
文 | 小山
来源：公众号正午故事
第一天
2018年2月14日，星期三，晴，大年二十九
上海虹桥机场2号航站楼，26号登机口。
今天是西方的情人节，也是大年二十九，这一趟我是和先生儿子一起回花溪老家看我妈。
说是“回老家”，其实，我是准备去养老院住一个星期。一年前，老妈在成都因肺炎引发心衰住院两周后，为了能有人随时关注到她的身体状况，也为了就医时使用医保方便些，我们兄妹仨决定把她送回贵阳，进了一家名叫“松溪”的养老院。
我们虽一致认为这或许是给妈最好的养老方式，但内心多少有些不忍，特别是二十多年来不断加深加重对老妈照顾程度的大嫂更是有着万般的不舍。今年是老妈在养老院过的第一个春节，大哥拍板：“我们要这样想：现在养老院就是妈的家，过年了，我们就一起回家陪妈过年。”我思虑再三，如果我们在养老院吃过年夜饭就走人，老妈会倍感凄凉，两个哥哥也会伤感，反正也是住宾馆，还不如我干脆就去养老院陪老妈住一个星期。于是，有了这样一个特别的过年方式。
十一点整，飞机准点起飞了。
* * *
贵阳热得出奇。养老院位于贵阳的郊区，主体建筑是一栋四层的楼房，依山势而建。以前那里是花溪机械厂的办公楼，房子很老旧，水泥地面，楼道的顶上还留着粗大的管道，改建成养老院后在楼道的两边添加了扶手，方便老人们扶着走。一楼除了监控室和厨房，住的基本都是瘫痪老人；二楼是有一定活动能力的老头和老太太们，各自分住两边，中间用铁门隔开；三楼是精神有严重问题的老人；四楼为办公室和员工宿舍。
老妈住在二楼。所有房间的布置都是一样的，老人们的床如同巨大的婴儿床，四周都是木栏杆，向外的一边有两扇门，有插销可打开，外加一条长长的木杠。床都比较矮，方便老人上下床。
楼房的外面是一个不算太小的院子，种着一些简单的花草，两边放置了许多长椅，据说天气好的时候，护工们会扶或背老人们到院子里来晒晒太阳、活动活动。
再往远处就是农家的田地、两口鱼塘、种植草莓的塑料大棚，不时还可看见随处觅食的鸡鸭、土狗和山羊。
晚饭后，说了一会儿话，先生和儿子回宾馆了。护工袁姐来安排老妈睡觉的事情，她哗啦啦从床下拉出三个塑料盆，扔在我面前，眼皮也不抬一下地交待道：“这个是洗脸盆、这个是洗脚盆、这个是洗屁股的。”
然后，用手一挥门背后的一排毛巾：“这个是洗脸的、这个是洗脚的、那个是洗屁股的。”
她说得实在太快，我小心地向她再求证一遍，她很不耐烦地吼道：“哎呀——，给你说，你也搞不清。”一边训斥我一边动作迅速地做完了一切，然后摔门而去。
见她走了，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搬了个塑料小凳子，坐在老妈床前，握着她的手，想和她聊会儿天，但她除了简单的回应，只是点头或摇头，基本上都是我在说。
晚上十点，医生来查房，大声与老人们打着招呼，说着祝福的话。看见我还未上床，特意嘱咐我早点上床，也好让我妈早点休息，免得她白天精力不济。我听话地上了那张平时是护工睡的床，木床有些硬，还有点嘎吱作响，被子是实心棉做成的老式被子，估计有十来斤重，盖在身上感觉翻身都困难。躺在这恍如隔世的床上，长明灯就在头顶上，想着每隔两小时一次的查房，我觉得自己恐怕会彻夜不眠了，心里倒也坦然，反正从明天起除了陪老妈，也没有什么其他事情在等着我。
半夜十二点，突然听到有人开门进来，是一个男性保安。因为提前知道是工作人员，我尽量控制着自己别扭的感觉。甚至还惊喜地发现，我刚才竟然睡着了一会儿。这一点小惊喜让我立刻彻底清醒了过来，无法重新入眠，再次看时间时已快凌晨两点，惦记着又要查房了，更不敢入睡。听见老妈咳嗽，赶紧起身去看，老妈睁着眼，精神比白天好，她笑眯眯地问我怎么起来了，我说听见她声音来看看，问她要不要换一张尿片，她摇摇头说不用。我说已经过了两点怎么还不见人来查房，她悄声说：“这两天后半夜都没人来。可能是因为快过年了，人手少。”
不知是夜里灯光暗淡还是老妈来了精神，我觉得她的眼睛亮亮的，想起去年夏天来看妈时，儿子说她的眼睛像小孩子的一样单纯，不可思议。或许人真的是轮回的，老人在最后的时光又变成了小孩。
和老妈聊完天，我上床继续睡，刚眯眯糊糊要睡着，突然听见8号房间有人大声叫喊。我一下子坐起，定神细听，原来是里间的阿婆说梦话。下意识地，我像哄儿子小时候夜里说梦话时一样脱口而出：“不要怕，我在这里，乖乖睡嘛。”只是这次用的是贵阳话，竟然也管用。
第二天
2018年2月15日，星期四，睛，狗年除夕
早上六点零九分，袁姐开门进来叫起床，我赶紧穿衣下地。有了昨晚的教训，不敢劳动袁姐，我开始帮老妈洗脸、漱口、梳头、装假牙。见状，袁姐去照顾其他阿婆了，转了一圈回来，她看见我忙乱的样子，从鼻孔里发出不屑的声音，也不理我，只是端走了洗漱后的脏水。
早饭是煮得很软的面条，里面放了肉末和萝卜，护工给每个老人都盛了大半碗，是不锈钢碗，像幼儿园小朋友用的碗。我也有一碗，只不过是瓷碗，面条有点辣，我没吃完就放下了。妈吃得很慢，我开始喂她。
老妈和其他老人一样穿着一件暗红色方格子的围裙，这是养老院为每个老人吃饭时准备的，以免汤水饭菜洒出来弄脏了衣服，上面有各自的号码，老妈是61号。这让我想起儿子在幼儿园时围着的口水巾。吃饭时，有的老人手颤抖着，面条顺着下巴滴下去了；有的老人倚靠在铁炉子的边上，缓慢而吃力地将面条扒拉到嘴里；还有一位婆婆的身体被布条绑在轮椅上，她几乎无法单靠自己坐稳……看着这些东倒西歪嵌在各式椅子里的老人，我心里滋生出一种无法言喻的难受：“老了，就一定会是这样吗？”
吃完饭，帮妈漱了口，坐在饭厅里，给妈剪指甲。外面蓝天白云，室内光线很好，感觉老妈的手指甲有些脆了，但不是很硬。剪完指甲，捧着她的手，我讨好地说：“妈，你看你的皮肤还这么好，脸上和手上一点老人斑都没有，还这么柔软。”
老妈矜持地抿着嘴点了一下头。
拢了拢老妈额前的头发，我又说：“你的头发也那么好，才有一点点白的。”
旁边的一位阿婆也说：“就是，你妈的头发好好哟，我儿子的白头发都比她多。”
老妈摸了摸自己的头发，微微一笑，仍没有话。
想引起妈说话的兴趣，记得前些年每次向她汇报我的工作情况时，她总是反复叮嘱我身体要紧，不要天天忙于写文章，于是，我说道：“我今年要在英国出本书。”
以为这样的话会引起老妈的不满，哪怕她训我两句也好，但妈只是“哦”了一声，并没有以前那样的反应。
我找不到再接下去该说的话，只好握着她的手，轻轻按摩着。其实，这两三年来，我们都已明显地注意到妈的话越来越少了。去年夏天回来时，老妈在花溪医院住院，我每天去陪她，没有什么话说，不知该如何与她相处，感觉时间很漫长，后来我只是长时间握着她的手，轻轻按摩，不再说话。她则会不时睁开眼看着我，无声地微笑。那时突然想：或许现在对于她来说言语已是多余，她在用另一方式与世界交流？
* * *
客厅里，还有几个老人在等着家人来接，准备回家过年。结果一上午几乎听了一部养老院的宫斗，都是袁姐在与其他阿婆们聊天，内容是袁姐与刘姐之间的不和。其间，唯有老妈一言不发。我则是一边给妈剪指甲按摩手脚一边听她们说话。
袁姐收拾好了碗筷，回到客厅里，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大声叹着气。王婆婆关心地问：“心头不舒服啊？啥子事情吗？”
袁姐愤愤然道：“老子不干了！”
众婆婆齐声问：“为啥子？”
袁姐翻身坐起，一开口就颇有气势：“同行多嫉妒啊，我做得多、做得好，人家就有意见，就不舒服啦。”
然后她开始抱怨：“早上我不喜欢吃面，就想吃点剩饭，厨房还说我搞特殊化。人要干活，不让吃饭，咋子得行？我做完这个月不做了！”
赖婆婆表示同情：“哎哟——，大家都是打工的，何必为难别个嘛！”
王婆婆很有高度地评论道：“中国人就是喜欢搞内讧，没得意思！”
袁婆婆出了个主意：“你直接找院长说嘛，不要理那个刘姐，她也是打工的。”
杨婆婆附和：“对嘛，阎王好见，小鬼乱缠。”
赖婆婆想安抚袁姐：“我们支持你。人家《水浒》里面都说一个好汉还要三个帮了嘛。”
王婆婆高瞻远瞩地说：“大家一起好好做，领导看得到，群众也看得到。”
得到众婆婆的安慰，袁姐更来劲了，“刘姐觉得她做的时间长，是老员工，她就有功劳，就指手画脚的。”
“我是做得有点粗，但也尽心噢，该做的活路一样都没得落下，一定都会做到。
“我说话声音是大，不会当家属的面对你们温柔，有些子女就对我有意见。但你们子女不在的时候，我也没得不管你们嘛。
“她这个人，我评价就是会做小动作，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不得真心对你们！”
杨婆婆小心翼翼地：“我们也看到的，有时候我们都想说，但是不敢说，觉得她自己心里头应该晓得才对嘛。”
袁姐表情诚恳地拍着双手说：“我承认我搞得不是全好，但尽量每个人都搞一下的嘛。”
“至少不能让房间里面臭哄哄的、你们身上臭哄哄的嘛。”
赖婆婆下意识地小声说道：“现在就我们几个人，我们就说一下她嘛。”
袁姐理直气壮地：“她做得不对，我当面都会说她。”
王婆婆表示理解：“你是个心直口快的人，我们晓得。你是有哪样就说哪样的人。”
袁姐终于实话实说了：“其实我不是不喜欢吃面，我是不喜欢吃太软的面，给老人煮的那种烂糊糊一样的面不好吃。”
* * *
看见老妈开始打瞌睡，我也走神了，这才发现儿子早先发微信给我，说他发烧了。爸爸出去找药店买药去了。
再一看手机上有几个未接电话，都是先生打过来的。我赶紧再打过去，他说他在找大年三十仍开门的药店，估计是昨天白天太热，晚上有温差，儿子还有点高原反应，所以发烧了，但应该不是太要紧。还说他们早上走了很远的路最后又折回宾馆时才在路口买到了油条和豆浆……我有点心不在焉地听着电话，想着该扶老妈上厕所了。
养老院里除了正式的卫生间外，为方便老人，主要使用坐便器。客厅的外间就放着三个坐便器，我想把老妈扶起来，慢慢走过去。但她几乎一站起来就往下倒，我完全扶不住，弄得我几次都差点和她一起摔下去。
袁姐看见了，大声地叹着气，“你家这个姑娘哟——！”
她走过来一把将老妈扶起来，“她扶你不行，我扶你，你咋子就能走了嘞？”
我默默无语。
中午十二点，除被子女接走的老人外，加上老妈还有两个婆婆，她们各自回房间午睡，我们也回了房。
午睡后，想扶妈起床，突然直觉不太对——果然，她把大便拉在尿片里了。不想喊袁姐，也觉得她说得对，这些天就应该是我来伺待老妈，于是我努力表现出淡定的样子：“没得事，我来帮你。”
但实际情况远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轻松，因为老妈几乎完全不动，为了尽量不把床单弄脏，我得将她的下半身抬起来，但我发现自己根本上搬不动她，只能一点一点地挪。我在脑子里迅速地过了一遍自认为是必须的程序：第一步，先用卫生纸擦一遍；第二步，务必小心地把尿片包起来扔掉，千万不能让里面的大便漏出来，否则局面会更加失控；第三步，用湿纸巾擦第二遍，注意不能留下死角；第四步，打一盆热水来擦洗。最后，要换掉妈全身的内衣裤。总之，一切动作都应该快速利索地完成！OK，开始行动！
打开尿片，再三提醒自己不能皱眉头，动作要轻柔，语气要平和……结果是：我几乎用掉了整整一卷卫生纸，手上也碰到了大便，更糟糕的是，我每一次挪动她时使出了全身的力气却只能搬动一点点，我大口地喘着粗气，顾不得有什么气味，感觉以前从不觉得有问题的腰像是要断掉一样，中间不得不停下来休息了三次，早已忘记了要屏住呼吸快速处理完此事的念头，也不知道究竟花了多长时间。其间，我不断地抱歉着，为自己忙乱而又不够专业的处理手法，没想到老妈竟一脸慈祥地对我笑了笑。我用还没有洗过的手撑住腰，也努力地回了一个笑脸。
* * *
下午四点，大哥一家来了，二哥和他儿子来了，先生带着还发着烧的儿子也来了。二哥问老妈：“看一下，哪个来了？”
大哥大声问：“我是哪个吗？”
又指指我嫂子：“还认得不吗？”
再把他女儿推到老妈面前：“这个又是哪个呢？”
妈稍有点迟疑，但最终还是叫出来了孙女的名字。她又缓慢地一一叫出各人的名字。
大哥满意地说：“喔——，就是，老妈还是记得到我们的嘛。”
他继续用当兵时习惯了的大嗓门和老妈说着话，她也努力地回应着，感觉妈的表情比昨天看见我时要丰富一些，精神也好许多。
大哥感叹道：“好久没得这么闹热喽，起来走几步嘛。”
大嫂和二哥都极力附和，老妈先是摇头，迟疑再三终于同意：“走噻。”
于是，大嫂熟练地扶起妈，毫不吃力，二哥拿来助步器，老妈在二哥明确的指令中、在大嫂的鼓励和搀扶下，缓缓地但同时也是稳稳地移动着脚步，全然不像上午和中午时那样颓废无力。我不想除夕之夜告诉他们我刚才的狼狈，只是开玩笑地说老妈欺负我，但心里更明白是自己太笨也太没经验和力气，不足以支撑起老妈衰老的身体。
从早上到下午，养老院二楼的绝大多数老人就被各自的子女接回家过年了，除了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一个似乎从未有子女来看望却显得格外开朗的阿婆，就是来陪老妈在养老院过年的我们一大家人。为此，院方专门将客厅留给我们使用，而将那两个老太太暂时移到男区那边，与另两位不回家的老头一起吃养老院为他们准备的年夜饭。
晚饭前，二哥给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发了香烟和红包，感谢他们一年的辛苦工作。
我们的年夜饭是二哥从外面的饭馆预定的，又带着几个孩子去搬了上来，一家九口围坐在大铁炉子边，三个男人开了一瓶茅台酒，我和大嫂分别坐在老妈的两旁，负责给她夹菜添汤。吃到一半时，二哥让我把他的酒杯递给老妈抿一口，结果发现老太太有点意犹未尽的样子，于是就又让她再喝了两小口。见老妈能喝酒，两个哥哥都挺开心的。其实，我记得小时候，妈累了时，晚上就会打开柜子拿出一瓶茅台酒，自己倒上一小杯，慢慢喝。那时并不觉得茅台是什么稀罕物。
席间在大哥的带动之下，儿孙一辈欢声笑语不断，老妈仍是少有话语，只是偶尔在两个儿子的询问声中简短地答应一声。
大哥喝了酒，兴致很高，说了不少老妈以前在成都和他们一起住时的笑话：
“你们不知道，我们吃了好多年的地沟油！为啥子？是后来才发现的，原来妈为了节约，总是把抽油烟机里的废油倒回油瓶子里去。给她讲了那个油不能吃，她就是不听，最后我只好每次清洗完抽油烟机后，把螺丝拧得很紧，她打不开，这才算了。
“姑娘换下来的脏衣服丢在洗衣篮子里面，如果不及时洗掉，就会被老妈扔掉——因为她总以为那个篮子是装垃圾的。
“老妈在家，看见地板上有一小点垃圾就要捡起来扔掉。她有高血压，我怕她弯腰下去会摔跤，经常跟在她后面帮她捡。后来她发展到捡外面的落叶，哎呀，害得我像扫大街的环卫工一样，一到秋天，每天一大早就要去扫落叶。
“前十年，每天中饭是老妈做饭喊我来吃，后十年就是我做饭给妈吃。
“她后来忘记了怎么煮饭。为了教她煮饭，我想了好多办法噢：先把米量好、水放好，再让她用另外的盆来淘米，然后放锅里面。
“哎哟——，比我自己做都麻烦！不得办法嘛，要让妈锻炼噻。
“最后还是不得行。
“我还给老妈搞了个闹钟，不是普通的闹铃声，里面录的是我的声音，每天定时叫‘老妈，该喝水了’、‘老妈，下来吃饭’……
“哎呀——，你们是不晓得，老妈的笑话多得很！”
二哥说：“不过，我记得老妈以前凶得很哟！不管是啥子事，也不管会不会做，最会的就是跟人家讲道理，头头是道的。”
“现在，她有时候又不讲道理得很，错了也不肯承认。有一次她弄错了，我问她‘那咋办呢？’她说‘错都错了，就不办了嘛。’我说‘你以前的学生犯了错，你会不会就算了嘛？’她说‘不行。’我说，‘一样的道理嘛，不然你咋子教育学生呢？’她不哼声。”
大家都笑了。
这其间，老妈一直听着，脸上的表情不多，偶尔小声嘟囔几句。那一刻我意识到，老妈是真的很老了。
第三天
2018年2月16日 星期五，大年初一，晴
今天天气晴好，阳光灿烂，一早，外面就停满了各种车辆，各色衣着光鲜的子女们带着自己的子女来到养老院，将父母重新送回养老院，并在此盘桓半日，交纳下一年的费用，也再陪陪父母。傍晚时光，这些车辆渐渐离去，楼道里的大红灯笼也关掉了，客厅门上的春联虽未褪去，但整个养老院又慢慢回复到往日的安静与寂廖之中了。
老人们稀稀拉拉散坐在客厅里。有的围坐在茶几边的沙发上，有的坐在代步的轮椅里，还有一个坐在窗边的藤椅中。她们相互之间一言不发，只是呆坐着，有的或是坐得太久，杵在那、弓着身、头垂在胸前沉沉睡去。
基于昨天的经验，今早起来后觉得自己要在这一个星期里完成护工每天的日常护理工作似乎不太可能，一方面明白自己的有心无力，另一方面也深感护工的不易，我塞了三百块钱的红包给袁姐。这是我从未做过的事情，很不习惯这样的操作手法，感觉当时特别难堪。但之后，袁姐的态度倒的确是有了很大的改变，对妈的动作温和了不少。
大哥一早就来了养老院，一直想哄老妈说点啥，即便老妈不说话或说得很简短，也并不会破坏大哥说话的兴致。他要么引老妈回忆过去的时光，实际上是他自己在回忆；要么带领我们一起回忆小时候：
“我记得小时候老妈带我回宜宾，宜宾的燃面很好吃，还有黄粑、醪糟蛋……”
我说：“我从来没有回过宜宾。”
大哥问老妈：“咦？你啷个没得带她回去过呢？”
老妈简短作答：“她那时太小喽。”
她仿佛已没有力气给我们讲很久远的故事了。
大哥继续回忆：“后来，老爸老妈被下放到大山洞的农耕学校，二爸来照顾我们。他是我们家的功臣……”
说起大山洞，二哥来了劲：“上次老家来人看妈，三爸说，在大山洞的时候，我大概才四五岁，有一次是哭起回家的，他问我：‘和人家打架了？为啥子嘛？’我说，‘有人欺负我家妹。’三爸问：‘打赢没得吗？’我说没打赢。三爸大笑，说：‘好，明知打不赢还敢打，有骨气！’”
的确，我小时候的许多记忆都是两个哥哥为了保护我或是因为被骂“狗崽子”而和别的孩子打架。但他们打完后，无论输赢，时常都是老妈接着就得去向人家赔礼道歉，因为我们是应该被工农兵改造的对象。
我不想过年说那些，为了活跃一下气氛，就对二哥说：“你是帮我打架了，但小时候你也没少骗我吃的。托儿所放学发的糖，我总是给你留着；妈分给我们三个的水果，我的那一份有一半都是被你吃掉的……”
两个哥哥哈哈大笑：“就是！”“就是嘛！”
大哥又像是想起什么似的问老妈：“你是属啥子的呢？我忘记啰。”
妈懒懒地说：“不晓得喽。”
大嫂启发道：“妈，你是33年生的，应该是属鸡嘛。”
大哥说：“对头，记到起你是属鸡的，去年是你的本命年，所以生病。今年已经是狗年喽。
“你去年84。俗话说84岁是个大难关，现在过去喽就好喽。”
我赶紧附和：“对嘛，民间的说法是，只要活过了84岁就随便活啦。”
二哥也说：“妈肯定是长寿的相。能吃能睡的，现在各项指标也都好。”
大哥又说：“就是嘛！你是你们张家活得最长的人，你是寿星的命。”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想将去年的晦气赶走，希望老妈今年能够健康起来。
第四天
2018年2月17日，星期六，晴，大年初二
清晨，天还没亮，听见老妈在床上有动静，我起身问道：“醒啦？”
她“嗯”了一声。
我又问：“想起来啦？”
妈小声地回应我：“我想起喽。”
我摸出手机，一看还不到五点半，想来她是想要解手，我赶紧答应着，披衣下床。掀开被子，解除尿片，把老妈扶着坐起来，给她说：
“现在你要坐到坐便器上去，你自己站起来，你可以的，我扶着你。哎，对，就这样，抬脚，迈腿。哎，很好！就这样，非常好！继续走……”
我们终于挪到了床边的坐便器上，扶妈坐下，我感觉到老妈在努力着，想减轻一点我的负担，我也的确觉得比前两天轻松了不少。
她刚坐下去，我就闻到了味道，她大便了。我顿时十分感动，猜想她之前一直忍着，没有拉在尿片里，最后又通过弄出声音来叫醒了我。她这是在体贴我的不容易，想必是那天我的狼狈状她看在了眼里，她想帮我，让我轻松一点。我立即表扬她，说她今天很棒，很有力气，都是自己站起来、自己走过去的，更关键的是她自己起床解手的。我这样说时，老妈的脸上露出一丝丝轻松的表情，微微笑了一下。
收拾好，把妈推到饭厅里，一个阿婆走了进来，我认识她，她是我中学的语文老师，姓杨。但她早已不认识我了，因为她已失智。杨老师穿着干净整齐，能自己走路，也喜欢和人说话。她走过来，对着我和老妈分别鞠了两个躬，说：
“你们好！我可以坐下吗？”
我笑着说：“你请坐。”
她坐在了老妈旁边的椅子上，又立马站起来转向老妈，恭恭敬敬地问道：“请问我可以坐在这边吗？”
老妈缓缓地转过头去，矜持而庄严地点了一下头，拿足了一个富贵老太太的架式。
想当年老妈本就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城里有盐铺、糖坊，乡下还有田地，她小时候兄妹四人的日常生活都各自有专门的佣人伺侍。解放后，外公顺应时代，开仓放粮、分田分地、家产交公，得了个“开明乡绅”的头衔，四个子女也纷纷地或下乡进厂或远走他乡投身到新的生活之中，努力改造自身。老妈大学毕业后坚决要求到贵州支边，之后与出生城市平民却凭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又留学苏联的父亲结合，原本以为从此会重新过上好日子，但在那个运动不断的年代，她的出身问题，再加上我父亲回国后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苏修特务”等帽子，让她历经了各种运动和磨难，变得顽强而乐观，同时也粗糙了许多。特别是在我爸去世之后（当时她才43岁），她以许多人都无法想象的韧性和勇气将我们兄妹三人抚养成人。
我一直觉得她很有力量，同时也是一个很开朗且乐于助人的女子，只是以前我们也总嫌她话多啰嗦。
这五、六年、特别是近一两年来，她变得越来越不爱说话，不再给我们各种琐碎的指导，不再操心我们的身体或工作，对别人似乎也变得冷漠了。在养老院，她是公认最高冷的一位，几乎不和任何人说话，护工问她问题，她也只是缓慢而简短地作答。别的老人找她聊天，她多不予理睬，挺多是笑笑或点个头。
杨老师坐下后，开始和我聊天，“我们这里好，大家都很亲近，我们不吵架不打架。”
又指了指我妈，“她不爱说话，我们几个说。
“我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啷个办嘛？”
她好象是在和我说话，又好象是在自言自语。过了一会儿，她一脸茫然的站起来，向客厅的门口走去，一边走一边说：“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 * *
今天，客厅里的铁炉子倒风，虽然打开了通风扇，但仍不解决问题。煤炭燃烧的味道很呛人。我把老妈推出去，到二楼的大阳台上转了两圈，站在阳光下晒晒太阳，蹲在她身边给她搓搓手，按摩按摩。十点钟推老妈回房间，想帮她解个手，她又变得挪不动脚步，好不容易把她抱上了坐便器，却没办法让她稍微起身脱下裤子。试了几次都失败了，我只好出去找人帮忙，看见一个年纪比较大、名叫罗姐的护工，赶紧过去笑着请她来搭把手。罗姐身板挺直，但脸上已堆满皱纹，估计是快六十岁的人啦，她平时只负责打扫卫生，不负责照顾老人。但听见我叫她，还是毫不犹豫地跟我进了房间。我过意不去，等她把老妈重新安顿好，塞了一百块钱给她。
中饭前，她又过来和我聊天。我问她是哪里人，
她说：“是大山洞的，现在属于白云区。你恐怕不知道吧。”
我惊喜地说：“我小时候就在大山洞呆过。我妈以前老跟我说，当时我身体很不好，容易生病。有一次感冒，喝咳嗽糖浆时喂得太急，堵住了呼吸，还好邻居是一个被下放的医生，立即给我做人工呼吸才把我救了回来。”
罗姐见遇到了同乡，很是亲热，又和我聊了她两个儿子的情况。末了又小心翼翼地问我是否有四十岁了，
我笑答：“我都过五十了。”
她连声称：“不像，不像。”
又感叹城里人不用辛苦做活，长得嫩，不象她快六十岁的人了，还要打工挣钱。我心有同感，但嘴上却只能说：
“多动动，身体好。
“各人能干的事情不一样，但都挺重要的。”
她欣然接受了我的说法，“就是。坐在家里面闲到起也无聊，还不如做些活路，挣点钱。”
* * *
午睡后大哥和嫂子过来了，今天是大哥的生日，难怪中午休息时老妈问了我好几遍大哥什么时候来。大哥说：“我们家里人从来不过生日。但在成都时，每年的这一天妈都会给我说一声‘生日快乐！’”我答应着他的话，但不敢深谈，怕他会伤感。
下午，我们把老妈推到大阳台上，外面阳光明明媚，有四只山羊、两只土狗在冬天荒芜的田地里奔跑着，鱼塘边还有两个人在钓鱼，马路的对面是一排排的草莓大棚。大哥和嫂子把妈扶着站起来，让她抓着铁栏杆慢慢地挪动着脚步。大哥大声地发出各种指令：
“抬脚，抬脚，对，就这样，很好，很好。腰杆要挺起来，抬头。
“往右边迈腿，手先抓住栏杆再迈右脚。看见那三只羊子了吗？咦——，今天有四只，看见了吧？土泥巴色的。
“现在往左边走，看见桔子在哪里了吧？走到桔子这里，脚踢到桔子就可以往回走喽。
“对，就这样，你看你走得很好嘛！继续！
“哎呀——，刚才有只喜鹊从面前飞过，你看见了吧？肯定是好兆头。
“腿不要弯，站直喽。眼睛看前方，找找那两只黄狗跑到什么地方去嘛。
“再站一会儿，今天是可以的。你是有力气的，不要害怕嘛。”
* * *
晚饭后大哥和大嫂回了宾馆。我白天有点拉肚子，还有点头痛。到了晚上，拉肚子的情况仍无好转，担心夜里会加重，八点钟，袁姐帮老妈洗漱完毕上床后，我决定去找养老院的医生要点药。楼上楼下穿过重重铁门，终于找到医生邓姐，她诊断不是什么大问题，可能是我饮食不习惯或是水土不服，最后给了我一包脱石散和一瓶霍香正气水。我拿着药，回房间。推开门时，眼前的一幕吓得我魂飞魄散：老妈坐在床边，压床栏杆的木杆被掀翻在地，一边的插销已经打开，另一边的门没能打开，因为她把自己的两条腿插在了里面，整个人被卡住了。老妈仅穿着内衣，头发凌乱地困在床栏里，像个孩子一样求助地望着我，嘴里喃喃地说着：
“你去哪了嘛？我喊你了，你不在。”
我的心狂跳不止，扔下手里的药，慌乱地跑过去，“对不起，对不起，妈。我以为你睡了，我出去了一下。你要干哪样？我来帮你。”
“我想起来，我要解手。”
“好，我扶你起来。”
解完手，重新上床。凌晨，突然听见一阵拔弄插销的声音，我猛地坐起来，看见妈又坐起来了，她笑眯眯地望着我，
“几点了？我想起来，我要解手。”
“好，好，我来噢。你等一下啊，我马上就来。”
“我问你现在几点了嘛？”
“现在五点五分。”
“搞这个栏杆干啥子吗？太麻烦！”
“就是，我也觉得麻烦。”
“搞得像防小娃儿样的，我又不会掉下来。”
“就是，你又不是小娃儿。”
“这个被子也重得很。”
“我也觉得太重，翻个身都困难。”
“就是。”
我和妈有一茬没一茬地聊着，心里窍喜：妈愿意开口说话了。
“妈，你有事就叫我，很好。
“你看你自己是可以站起来的，哎——，对头，走得很好，就这样，再走两步就到马桶了。
“现在解好手了，还睡吗？”
“这么早，我们再睡下嘛。”
“要得，我们睡嘛。”
“我不要这个栏杆噢。”
“要得嘛，我们不要了。”
“我也不想夹尿片喽。”
“好嘛，不夹就不夹嘛。”
再躺下时是五点二十三分。因为没有上栏杆，我心里担心，不敢睡着，侧身躺着，不时睁开眼看一眼妈，见她好好地没动，就再闭上眼。蒙胧中，突然听见门响，我以为是老妈又起来了，一下子从床上惊跳起来，结果是袁姐！时间是五点四十九分，平时该起床的时候了。
她见床栏敞开着，连声说：“不围起？太危险！太危险了！不得行！不得行！”
老妈回嘴：“我又不是小娃儿，不会掉下来的。”
我不敢附和，只是在袁姐身后冲老妈扮鬼脸，她也冲我会心地笑，我们像两个联合起来对付大人的小孩子。
老妈似乎还不肯罢休，又对袁姐继续抱怨道：“这个被子也太重了，压得我好累。”
这回我赶紧附和，“喔！我也觉得好重。有几斤吗？”
袁姐答道：“八斤一床，是两床叠在一起的。”
我惊呼：“十六斤啊！”同时冲妈点了点头，表明我俩之前的猜测没错，妈也从袁姐的胳膊下抿着嘴冲我得意地笑了笑。
这一晚上的折腾，真是让我又惊又喜！受到的惊吓是不小，也发现了问题：老妈是一到晚上（特别是半夜以后）就比白天清醒，更愿意说话也有更多动作，但这或许是医生和护理人员都不愿看到的情况。但喜的是，不管怎样，妈有事会叫我了，而且意思表达得很清楚，还会象个孩子似的冲我笑、向护工抱怨她不喜欢的事情。希望这是个破冰的信号，她在白天也能慢慢多一些言语和动作。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