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老龄化的硬趋势和养老的刚需， 什么大家都蛰伏不做大举动呢？

       我国的老龄化比我们普通群众感受到的要快得多——我国于1999年就开始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我国60岁以上人口达到2.29亿，占总人口比重16.7%；其中，65岁以上人口1.44亿，占总人口比重10.47%。预计到2020年，60岁以上老年人的数量会达到2.48亿，占到全部人口的17.2%。换言之，届时，每六个人当中，就有一位60岁以上的长者。

       我们普通群众眼看着父母老去，着急。

       党和政府也着急。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至今由中央单位出台的促进养老发展的法律、规定、规划、决定、意见，有超过30项。

       其中，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全国人大发布的，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等部委发布的，而地方政府发布的更是不计其数。相关政策条目多、内容广，原则上讲已经涵盖了养老服务的方方面面。

       然而，原则性的提法多，实质性的措施少，往往缺乏配套措施、实施细则、量化规定，更缺乏相应的财力和制度保障，使得这一些政策含金量不足，权威性不够。

       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就提出，地方政府在编制本地区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时，应统筹安排老年服务设施用地。然而，直到13年以后，也就是2013年，北京市年度土地供应计划才首次在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中，单列了100公顷的养老服务用地，提出要实施硬性保障。

《决定》有关条款

       这还是首善之都，其他地区则基本就没有相应的安排。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建设工作如火如荼，哪里顾得上这些不那么大的事情呢？

       在发展有限、效益优先的前提下，各地的实际推进工作处于有点尴尬的状况。最现实的，中心城区土地收益率较高，换了哪个地方政府都不大愿意将其用于带有公益性质的基本养老服务。这就迫使大部分养老机构只能到偏远的地区谋求容身之地，从而无法有效匹配需求。

       比如，《北京市养老机构发展研究报告》调查显示，就在北京这样的超级大都市、资源极其丰富的地方，87%的养老机构分布在五环以外，养老医疗设施用地和综合养老用地大都集中在郊区等偏远区域。这就使得养老机构对接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的成本大大提高，毕竟养老院不能治病、医院里不能养老（全额报销、长期占床的高级干部不在此列），这就进一步削弱了养老机构的吸引力。

       面对老龄化的硬趋势和养老的刚需，如果参考国外的经验，这是一个有利可图的领域，为什么大家都蛰伏不做大举动呢？

       一位个人投资大佬很直白的回答了这个问题。

       第一，在大家约定俗成的心理定位中，在孩子身上花钱（投资）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斯坦福的研究表明孩子3岁以前投入的每1美金可以换回17美金的收益。而在老人身上投资的回报则低得多——除非老人自己实力特别强硬，到了子女们哭着喊着要紧密团结在他身边才能分得利益的程度。这种现象在北京比较常见。不少大医院的医生都被病危老干部的子女指着鼻子呵斥过“要是我们家老爷子有个三长两短，你就别想干了！”

       第二，老龄服务业风险太大。不少敬老院、养老院里的老人们生前一年到头难得有子女前来探望，一旦因病离世，素未谋面的七大姑八大姨立刻就呼啸而至，披麻戴孝要打官司起诉护理不当。无论与老人生前关系如何、协议如何、签字如何，闹字当头，成本太高。

大闹养老院旧闻一则

       第三，符合资质的人员稀缺。养老护理的要求并不低于婴幼儿护理和医务护理。薪资考量之外，从业者难以得到护理婴幼儿的成长喜悦和医务护理的康复希望，因为衰老、死亡和离别是老龄阶段的主旋律，也就更难留住人才。

       第四，盈利周期长。一般养老地产回报周期至少在八年以上，投资经营利润率低，需要长期低成本资金支持，而企业的现实税费减免政策又不明朗。

       所以，主要定位于健康活跃老年群体的酒店旅游业及疗养基地可以投；季节性休闲养老、旅游度假式养老和健康养生养老等领域可以投，但涉及到高龄老人居住、看护的题材，个人投资者和中小投资机构就不得不“积极稳妥”。

       从这种意义上讲，养老产业，依然是远方看得见的那条地平线。

       本文由重庆养老专业服务商——汇橙养老为您整理，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