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观察【年度对话】：当老龄化加速遇上人口负增长

原新（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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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5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 1.91亿人，占比13.5%，正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工业社会的少子化和人均寿命延长等因素，决定了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必然趋势，也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它会带来包括产业和消费结构、社会福利政策、社会文化、家庭关系、公共服务等各方面的变迁。

        与人口老龄化问题同样突出的发达国家相较而言，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在还处于中等收入的经济水平上时，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享受了几十年的“人口红利”一朝消失，“未富先老”加剧了本来就存在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去认识、预见和应对即将面临的一系列挑战？

        实际上从我个人的理解来说，“迎接老龄化时代”这个话题有点过去时了，我们已经在快速老龄化的路上了。如果说我们迎接的是什么，我想我们迎接的是老龄化加速的时代，是深度老龄社会的时代。

        未来中国的人口发展会遇到几个非常大的特色性变化。2021年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以及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版》关于全球各国的人口预测数据，为我们认识全球、区域和国别未来的人口发展以及现状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数据资料。

从这些变化和数据中，我们会非常震惊地发现一些在过去的人口预测和观察中没有看到的现象。

        我今天就从人口发展规律的角度，来阐释中国在宏观层面将要面临的主要人口现象和问题。

一、少子化和长寿化齐头并进。

        人口负增长是人口老龄化加速的一个原因，导致人口负增长的是长时期的少子化以及长寿化，实际上就是生育率和死亡率长时期不断下降的直接表现。从这张联合国中方案预测的关于中国人口自然变动趋势图，我们可以看到， 2022年是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交汇点。

        在这个交汇点之前，出生率和死亡率双双下降，两者相向而行，走向上是一致的。但是，这个交汇点之后，两者开始相悖而行，出生率继续走低，死亡率开始增高。

        即便如此，长寿化和少子化是持续并进的，这是导致未来人口老龄化加剧以及人口负增长的直接原因。1949年之前，中国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整个20世纪50年代在45岁左右，到90年代增长到68岁，现在为78.2岁。根据联合国的测算，到2035年我国的平均预期寿命将增加到81岁左右，到本世纪中叶增至83岁-84岁。

        与此同时，家庭生孩子的数量越来越少，生育率持续低迷。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除了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平均每个家庭生6个孩子以上，到1991年就生到了2.09个，达到更替水平，2020年的人口普查指出，每家平均只生1.3个孩子。根据联合国中方案预测的乐观估算，到2035年，生育率上升到平均每个家庭生1.4个孩子左右，到2050年大概在1.5个孩子上下。

        人类，当然包括中国人在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长寿过，未来还会继续长寿；生孩子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少过。但未来会生得比现在少还是比现在多，这是一个大大的未知数，是一个变量，取决于我们现在和未来的努力。

二、各年龄段人口负增长递次呈现。

        从总量上看，总人口的负增长马上就要到来了。但是如果分年龄段去看，不同年龄段人口的负增长是一个渐次递进的过程。最早是0-14岁的少年儿童人口负增长，少年儿童人口数实际上在1993年就达到了峰值3.4亿人，然后开始减少，目前大概只有2.5亿人左右，到这个世纪50年代大概降至1.7到1.8亿人。

        第二个出现负增长的是劳动年龄人口。2011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达到最高峰值9.3亿人，然后开始减少，现在是8.9亿人，到这个世纪50年代大概为6.5亿人左右。

        然后是总人口开始减少。总人口在2022年达到最高峰值，联合国的测算是14.26亿人，但国家的人口统计为14.13亿人。2035年减少到14亿人，到2050年大概减少到13.1亿人。

        最后是老年人口的负增长。根据预测，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到2054年将达到最高峰值5.2亿人。

        总体上人口负增长呈现了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但是机会依然还在：人口负增长的早期阶段，中国人口规模依然巨大，2035年以前还在14亿人以上，2050年以前在13亿人以上，依然是全球两个十亿级人口大国之一——虽然在2023年人口开始负增长时，印度人口会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三、老龄化社会向深度老龄社会的转型。

        谈到人口老龄化，很多人只谈老年人的问题：老年人口数量、老年人口比重，等等。但我想强调的是，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全龄人口的年龄结构的动态变化，涉及到人口当中的每一个人，无论什么年龄，人人都在其中。联合国的《世界人口展望2022版》让我们十分惊讶，我们过去预测的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到这个世纪中期大概也就在35%左右，但是这一次世界人口展望却展示我国的老龄化水平在直线上升。

        2020年老年人口数量是2.64亿人，根据预测，到2025年会超过3亿人，2033年会超过4亿人，2054年达到最高峰值5.2亿人。也就是说，6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会在现在的基础上再翻一倍。虽然中国的人口总量明年有可能逊位于印度位居世界第二，但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是世界第一，这个位置一直会坐到本世纪70年代。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2000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水平超过10%，进入老龄化社会；2024年将超过20%，进入中度老龄社会；2035年超过30%，进入重度老龄社会；2054年超过40%，进入超级老龄社会。

        换句话说，人口老龄化水平也会在今天的基础上再翻一番。到今天为止，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水平超过了40%，这意味着本世纪50年代以后，我们所要经历的老龄社会，在今天的社会中找不着任何样板，一切都是新的。

        而且40%的人口老龄化水平并不是终点，如果我们继续只生1.5个孩子，到这个世纪80年代，老龄化水平会达到48%以上，然后略微降低，到这个世纪末为47%。也就是说，这个世纪的后半叶，老年人口比重将会占到总人口的近一半。如果生育率再继续走低一点，老龄化水平会更高；如果生育率再高一点，80年代以后的老年人口数量会更多。老龄化水平和老年人口数量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联合国低方案预测（生育率维持在1左右）的老龄化水平到这个世纪的80年代以后会超过60%，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结果。联合国高方案预测（生育率接近2）的老年人口规模在本世纪末依然为4.2亿人。

        无论是高、中方案，还是低方案，未来60年的老年人口数量是一样的，因为死亡模式和死亡率水平假设是一样的。

        老年人口数量和老龄化水平都会在目前的基础上翻一番，在这样的情况下，“超大规模”“超快速度”“超高水平”“超稳社会”以及“超级差异”就成为我国人口老龄化最独特的特点。

        “超大规模”指将来我国老年人口会达到5亿以上，位居全球第一；“超快速度”指我国只用西方发达国家二分之一到六分之一的时间，就完成他们从老龄化社会进入中度老龄社会的过程；“超高水平”指这个世纪50年代我国老龄化水平达到40%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世界上老龄化水平最高的国家方阵；而这个世纪的后半叶，40-45%是老年人口，40-45%是劳动力人口，剩下的是年轻人口，是非常稳定的年龄结构，即“超稳老龄社会”；“超级差异”指我国人口老龄化城乡差异、区域差异、省际差异、人群差异非常大，增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难度。

        以人口老龄化为基础的老龄社会形态在不断加深，对经济社会形成了全面的、长期的和系统性的影响。

        刚才提到，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长期的全龄人口的年龄结构的变化。我们来看全龄人口中两个重要要素的变化，一是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年龄人口正在萎缩，但其规模在未来30年依然是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1年达到9.3亿人的最高峰，现在是8.9亿人，到2050年大概是6.5亿，占总人口的比重会从68%以上降到50%。

        如果说2011年是劳动力供给的珠穆朗玛峰，高峰以后一定会下降，但在下降和上升的过程中，都同样要经历海拔依然很高的高原阶段。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虽然越过了高峰，但是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依然处在下降的高原期，劳动年龄人口不会瞬间大幅度减少，未来三十年劳动力供给数量还是非常丰富的。

        在这样一个劳动力减少、老年人口增加的反向变化过程中，中国会发生养老主体的倒转。2020年之前，抚养比是以小孩为主，2020年以后抚养比是以老年为主，而且越往后老年抚养比越高；2050年代，每100个劳动年龄人口要抚养80个老年人口，如果再加上少年儿童人口，总抚养比超过100；到2073年老年抚养比会超过100，加上少年儿童人口，总抚养比会超过120；到2080年代，仅老年抚养比就会达到117，加上少年抚养比，总抚养比能达到140。

        这样一个抚养结构必然导致社会的生产性人口和消费性人口，养老金和医疗保障金的缴费人口和领费人口，以及养老服务的供给者和接受者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此外，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倒置现象会长期存在。一方面人口城镇化不断加深，2020年城镇化水平到了63.8%。根据规划，到2030年城镇化水平要达到70%。在城镇化推进的过程中，流动人口做出了巨大贡献。2020年流动人口总量是3.76亿，占全国总人口的26.6%，到2021年达到3.84亿，占全国总人口的27.2%。也就是说，超过四分之一的中国人在流动，且向城镇不断聚集。

        这个过程中，流动者的主体永远都是寻求就业的中青年人，这导致了本来预期寿命比较低、生育率比较高、老龄化水平应该较低的农村地区出现了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的现象。如2020年，农村老龄化水平已达23.8%，高于城镇8个百分点，率先进入中度老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人口流动和城镇化也是未来一个巨大的特点。这样一个大范围、大规模、时间持久的人口迁移流动，促进了农村早老、农村快老、农村更老。

        本世纪中叶以前，这样一个城乡倒置的老龄化情形不会改变，老龄问题将在农村地区提前集中爆发。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社会，农村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制度、基础设施等准备都相对比较薄弱，所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农村永远是重点、难点和堵点。

        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化固然是一方面，人口质量也是我们要告诉关注的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多年中，中国正在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本大国迈进。健康方面，我国的平均预期寿命从1982年68岁增长到了78岁以上。全世界考察人口健康的几个核心指标：婴儿死亡率，新生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以及孕产妇死亡率，我们都达到了一个超低的水平，与我们已经迈入的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的健康水平高于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所以，国民健康的改善是非常巨大的。

        与此同时，教育的进步也是突飞猛进的，我国的普通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021年为57.8%，进入了稳定的高等教育普及阶段。无论是文盲人口还是文盲率都有了大幅度的下降，15岁以上人口的受教育年限已经达到9.9年。最为可观的，就是大专及以上的受教育人数在改革开放初期只有600多万人，现在都达到2.2亿人，占总人口比例从0.6%增至15.5%。尤其是2019年以后，大学招生人数超过一千万，2022年开始，大学毕业人数超过一千万，这为未来的人力资本积累提供了非常雄厚的基础。

        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更加强劲的引擎，它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源。

        总体上来说，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本身是人口发展规律演进的结果，它本身不是问题，只是人口现象。只有当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负增长、人口老龄化不相适应的时候，才会成为问题。而这些问题不是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而是老龄社会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将来要应对的人口老龄化，实质上是老龄社会的一系列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和不相匹配的问题。

*本文整理自南都观察2022年度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