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托育点走出“灰色地带”

记者：李聪 编辑：陈晓舒

五年来，程琪见过太多从事律师、医生、老师等职业的女性，因为要带孩子，只能“退下来”。她希望自己这个托育点，能够托住这些家庭，为她们提供一点点帮助。

没有营业执照、没有幼教资格证，程琪的家庭托育点，已经在小区里开了五年。一直以来，她几乎没做过广告，往她这里送的婴幼儿只多不少。

林西在成都前后经营过5个家庭托育点，之前始终找不到可供参考的具体政策，“就悄悄干”，但总是很忐忑自己会不会违法。

据2021年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提供的数据，中国0至3岁婴幼儿约有4200万，其中1/3有比较强烈的托育服务需求，但调查显示中国总体婴幼儿入托率仅为5.5%。在价格高昂的专业托育机构与自己付出心力育儿的权衡之中，一些家庭托育点早已根据市场需求应运而生。

2023年3月15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家庭托育点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根据征求意见稿，“家庭托育点”的定义得以明确，是指利用住宅，为3岁以下婴幼儿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等托育服务的场所，且收托人数不应超过5人。多位专家认为，征求意见稿的出台意味着国家层面开始对家庭托育点进行规范，未来家庭托育模式将走向合法合规。

这项通知的出台，让林西等从业者看到了家庭托育点走向合法的希望。但征求意见稿背后，有些细节仍亟待厘清。

“帮别人带孩子”

上午十点，程琪领着托育点的三个孩子，负责做饭的阿姨提着孩子们的水壶，在小区花园找到一片绿荫。程琪用几个彩圈铺在地上，带孩子们“跳房子”。

小区里其他遛娃的家长们也被吸引，带着孩子参与其中。围观的家长向路过的行人介绍，“这是老师，带孩子很认真。”

一个小时的运动时间后，程琪又带孩子们回到托育点。这是北京市通州某小区一栋居民楼的一楼，推开防盗门，是摆满画册和图书的书架，旁边的客厅里铺满了粉白相间的地垫，置物架上放着一筐筐玩具，墙上贴着小朋友们玩耍的照片。厨房门上挂着本周食谱，靠墙摆着两张矮桌和一摞儿童餐椅。再往里走，卫生间摆着小朋友用的便盆，洗手池前放着儿童垫脚凳。次卧放置一张高低床，方便小朋友们午休。

这是程琪开在小区里的家庭托育点，三室一厅，大约130平方米，月租8000元，东西都是一点一点购置起来的。

程琪说，开托育点是“无奈的选择”。在此之前，她是一位职场女性。女儿出生后，她曾短暂返回职场，孩子由家中老人帮忙照顾，因与老人的育儿观念不符，在孩子1岁半时，程琪决心辞职自己带孩子。

得知程琪准备做全职妈妈，朋友跟她开玩笑，希望她也帮自己带带孩子，“带一个孩子是带，多带几个也是带，还可以办个托班。”

朋友也有和程琪类似的困境：夫妻俩平时都要上班，想请育儿嫂，却总是各种不满意；考察了一些托育机构，要么收费太高，要么离家太远；另外也不想麻烦老人离开家乡来“北漂”带孩子。

一番讨论后，程琪和朋友约定：每天早上八点左右，她把2岁的孩子送来，晚上五点下班后再把孩子接回。程琪负责孩子一日两餐，每个月收费2800元。价格是朋友定的，“比请阿姨便宜，同时也是一个孩子每月正常的开销。”程琪的朋友说，对她的人品绝对放心，“最重要的是便宜”。

有了这份信任，程琪渐渐有了“帮别人带孩子”的想法。她从小就喜欢小孩。上小学时，学校老师因为忙不过来带上幼儿园的孩子来学校，会拜托程琪带着一起玩。上初二时，程琪还会帮老师去学校对面的幼儿园接孩子，“最多的时候一次接五个，跟小鸭子过马路一样。”

她没有任何幼教的经历，过去从事的是房地产相关工作。由于不想辜负这份信任，程琪“铆足了劲对孩子好”，夏天带孩子出去玩，回来后出了一身汗，程琪会立刻帮孩子洗澡，换上干净的衣服；餐饮上也是变着花样做营养丰富的菜品和点心。

刚开始的时候，程琪觉得这就只是帮别人“带孩子”，负责吃喝拉撒和安全等问题。但一段时间后，她觉得还要教孩子自己吃饭、懂礼貌、如何和其他人相处。

“不仅有‘托’，还要有‘育’”。她主动学习了很多关于婴幼儿发展的知识，如何发展婴幼儿的感统、如何树立规则感等等。晚上下了班，还会上一些关于儿童心理学等方面的网课。

“对孩子耐心，餐食好”，是家长们认可程琪的关键。每天上午和下午，程琪都会带孩子们在小区外出活动一小时。程琪欢迎其他孩子加入，她认为2岁到3岁的孩子特别需要和同龄孩子一起玩，孩子们之间的互动和社交是必不可少的。

这也是小区居民了解她的一种方式，久而久之，小区里都知道这里有一个家庭托育点。偶尔有人在小区群中咨询孩子的托管，就有家长出来推荐程琪。随着“口碑传播”，程琪发现“托育需求很大”，她几乎不需要外出发传单招生，“顶多是在朋友圈发一下广告”，她的家庭园就一直有孩子送来。

由于只有程琪和做饭阿姨两个人，“最多只能带六个孩子”。每天上午八点左右，家长们就可以把孩子送来，晚上一般在7点之前再接回，偶尔家长临时有事晚一点来接也没关系。托育点负责三餐，以及上午的酸奶和下午的水果。

小区互助式的家庭托育点，这是程琪给自己的定位，讲究“你情我愿”。“我没有育婴师等相关资格证、没有营业执照，全凭把送来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对待”，这是程琪首先会跟家长们说明的一点。另外，程琪“只收2岁以上的孩子”，2岁以下的孩子，“我没有那么专业。”

庞大的托育需求

婴幼儿照料，是许多家庭的难题。34岁的刘言在广告行业工作，带一个3人团队。她的宝宝马上2岁，此前是育儿嫂帮她带孩子。今年五一假期时，育儿嫂突然发消息告诉刘言，感觉最近身体不舒服干不动了，准备回老家养老。刘言措手不及，这是她请的第三个育儿嫂，已经干了快一年，前两个或是因为育儿理念、或是因为性格问题，很快就结束了工作。

假期结束后，她和丈夫两人要上班，“孩子怎么办？”是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无奈之下，刘言和丈夫分别请了一天假，紧急把老家的妈妈请过来，先帮忙看几天。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中一在论文中提到，托育服务资源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全面二孩”生育政策效果显现的一个重要因素。

随着“三胎”生育政策的推行，优质、便捷的托育服务正成为不少家庭的“刚需”。据2021年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提供的数据，中国0至3岁婴幼儿约有4200万，其中1/3有比较强烈的托育服务需求，但调查显示中国总体婴幼儿入托率仅为5.5%。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指出，2021年托育需求得到满足的仅占4%左右。而根据OECD（经合组织）Family Database的数据，不少国家入托率已超过50%，荷兰等国已超过70%。

家在北京的二胎妈妈王珊珊正处于职业上升期，不敢轻易辞职。家中老人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帮忙带孩子，自怀孕后，她就开始计划在宝宝一岁半的时候送托育。为此她提前在线上搜集测评，还带孩子实地考察，包括3家开在商圈里的托育机构，还有3个附近小区的家庭托育点。

目前的托育服务形式主要有公办机构、民办机构、家庭托育点等多种。尽管都是在住宅内提供托育服务，但根据运营主体的不同，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学前教育研究室主任高丙成曾提到，目前的家庭托育点有两种：一种是家庭间的互助式托育，模式为邻居间互助带娃或几家人共同聘请育婴师；另一种则是住宅内的小型托育机构，举办场所在居民楼内，但以小型托育机构的模式运营。

刚开始考察时，王珊珊的要求很具体。比如离家近、开车15分钟到达的距离，有独立的户外活动空间，餐食方便有独立的厨房，是蒙氏园，有合理的早教课程安排。

一番考察下来，王珊珊放弃了托育机构，每个月8000元上下的费用，加上房贷，对这对夫妻来说有点负担。最后几经权衡，她选择了隔壁小区的家庭托育点，“相对便宜，离家近，在小区活动比较安全，孩子少也能照顾得过来”。至于早教内容，王珊珊后来觉得“这么小的娃娃能吃好玩好睡好，开心最重要。”

在价格高昂的专业托育机构与自己付出心力育儿的权衡之中，一些家庭托育点早已根据市场需求应运而生，暗自生长。

早在2016年的时候，林西就看到了家庭托育的市场前景。从成都一家幼儿园辞职后，她接手了一家转让的家庭托育点，随后陆续又开了3家。

怀孕期间，由于想安心养胎，她把几家托育点都转让出去。今年年初，孩子一岁了，她又接手了一家家庭托育点，开始“带娃创业”。

家庭托育走出灰色地带

事实上，家庭托育曾长期处于“灰色地带”。

在征求意见稿出来之前，林西始终找不到可供参考的具体政策，“就悄悄干”，但总是很忐忑自己会不会违法。一些家长认为，这是小作坊，不安全；也有一些相熟的家长非常认可家庭托育的服务和提供的便利。

林西提到，由于家庭托育有经营性行为，但住宅难以办理营业执照，会面临被邻里投诉和工商部门检查的风险。

曾经有楼上邻居觉得“小孩子太吵”，持续向物业、社区、街道等很多地方投诉，“甚至公安都到我们这里来过。”最后，双方协调不下，林西不得不关掉这个托育点，把这个园区的学生和另一家园区的学生合并，导致当时部分家长需要坐公交车送孩子。

她认为如果家庭托育点能被政策认可，“正规起来就不会收到投诉”。在随后的托育点位置选择中，她会根据这个小区有没有超市、快递驿站等来判断小区居民的包容性。

采访中部分家长还是普遍表示对家庭托育点“信任感不高”。刘言提到，“比起专业托育机构，家庭托育门槛低，监管也很困难，几乎是件靠良心的事儿。”

不同于程琪的熟人介绍模式，林西的家庭托育点作为小型机构模式运营，需要自己招生。林西感受到，家长们对于“托育的认知”，近年来在发生变化。早几年的时候，林西碰到过一些家长，觉得“那么小的孩子送托育好可怜啊”。近几年，林西发现家长们在逐渐接受三岁以下的孩子送托育这件事，但在选择上有诸多犹豫。

深层次的原因是家庭与托育之间没有建立起基本的信任。因缺乏监管、行业标准模糊、管理不规范等原因，托育机构跑路、不够安全等负面事件时有发生，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良莠不齐。

2022年的一项调查研究提到，已送托的家庭和未送托的家庭的家长相比，关注的信息存在差异：未送托家庭对“安全”的关注度颇高，其次是对教师基本品德的关注。已送托家庭对“安全”的提及率大幅降低，更关注托育机构在教师素质、课程设置、时间设置、离家距离等方面的短板。

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基本理论教研室主任钱雨曾在调研中发现，要推动家庭托育点健康发展，至少要解决三重难题。一是家庭托育点缺乏环境安全标准。其次是卫生保健要求难以达到。第三是人员资质难以把控。

家长们的这些担忧，在此次的征求意见稿里得到了回应。比如应设置视频安防监控系统，监控录像资料保存期不少于90日；婴幼儿人均建筑面积不应小于9平方米等。另外，在此次的征求意见稿里，家庭托育点照护人员的准入条件中并未提到专业证书等，但具体要求具有保育教育、卫生健康等婴幼儿照护经验或相关专业背景；受过婴幼儿保育、心理健康、食品安全、急救和消防等培训;身体健康，无精神病史;无犯罪记录。

“征求意见稿的出台意味着国家层面开始对家庭托育点进行规范，未来家庭托育模式将走向合法合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近日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但要想真正化解婴幼儿托育市场的供需矛盾，还需通过专门立法，形成多种模式并存的托育照护体系，满足不同群体需求，真正实现幼有所育。

“家庭式婴幼儿照护，原幼儿园老师，蒙氏教育理念”“全职妈妈，帮带娃，可日托、半托”……目前征求意见稿里并未对家庭托育点申办者的身份有限制，这吸引了一些宝妈，希望将“家庭托育”作为创业项目。

新京报记者以“家庭托育”“帮带娃”等为关键词在各类社交平台检索，发现全国各地都有不少正在试水“互助式托育”的宝妈，托育费用在2500元至4000元每个月不等。

“开一个托育点，既能自己带小孩，又能在家创业。”这份征求意见稿也给叶乐提供了一个方向，她今年30岁，有一个7月龄的宝宝，曾在一所公立幼儿园做过5年幼教老师，本来计划去澳洲读幼教硕士学位，因生了孩子而暂时搁置。

在叶乐的计划里，这个家庭托育点以自家客厅和顶楼花园为主，一共100多平方米可供使用，更针对普通家庭。由于是自家的房子，不用租金，因此她计划投入10万元，先将窗户都封上钢丝网，再将家里改造装修成符合小孩子审美的样子，比如购置一些温馨的装饰，安装尿布台和儿童坐便器等。

叶乐在网上发布的广告，很快引来几位宝妈的咨询。信任和安全问题，是普遍性的关注。“陌生人照顾自己的孩子会不会不尽心，会不会玩手机，然后甚至会不会打小孩，这都是他们担心的。”

亟待更细的行业标准

然而，叶乐很快发现自己走进“死角”，首先是难以办理的营业执照。

征求意见稿的第三条提到，举办家庭托育点，应符合地方政府关于住宅登记为经营场所的有关规定，并向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依法申请注册登记。登记名称中应注明“托育”字样，在业务范围（或经营范围）明确“家庭托育服务”。而《民法典》规定，“住改商”必须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只要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人不同意，就不得改变住宅用房的用途。

叶乐咨询了当地的工商部门，得知以住宅性质去办理“家庭托育”的营业执照，目前还行不通的。但还有一个“灵活”的方式：征得小区内相关业主的一致同意，才能以自家住宅作为托育场所进行工商登记。“这很困难，毕竟有的邻居会嫌托育点扰民。”

除了营业执照，消防和餐饮的资质问题，也让叶乐望而却步。以餐饮为例，叶乐不清楚家庭托育点是否还需要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才可以安全地为来托的孩子们准备食物。餐饮部分，征求意见稿只在第七条中提到了“家庭托育点应为婴幼儿提供生活照料、安全看护、平衡膳食和早期学习机会，促进婴幼儿身心健康发展。”

办不下执照，叶乐只能暂停“创业计划”，试图接一些临时托育的活儿，她想等到政策更加明朗的时候，再投身其中。

另外，不管是机构托育，还是家庭托育，成本始终是运营难题。征求意见稿发布后，其中部分关于收托人数、照护人员与收托人数比例的设定标准也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讨论。征求意见稿中提到，托育点收托人数不应超过5人，每一名照护人员最多看护3名婴幼儿。

林西的托育点，目前有8个孩子，2位工作人员，分别是一位带班老师、一位副班老师。最近林西还聘请了一位全职外教，在她的测算下，不请外教的情况下，收6个孩子刚刚达到收支平衡，算上她自己的工资，也是“赔本买卖”。

程琪认为盈利不是自己最重要的目的，“互相搭把手”。目前她的托育点每个孩子收费3200元，房租8000元，阿姨的工资4500元，水电费另算，“三个孩子只是能保住房租和阿姨的费用。”维持托育点的收入，需要从她帮忙接送小区幼儿园及小学的孩子等项目补上。

一个托育点需要两位照护人员；若还需要另行配备餐饮、保健、安保人员，仅就人员一项，成本就很高，“破解这个难题成为家庭托育点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人口与民族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杨菊华曾在接受采访时提到。

在程琪等从业者看来，家庭托育点需要的是“更加人性化的管理方式”。程琪觉得如果街道能牵头办这件事，提供一些场地等支持，能够让托育服务朝着更加普惠的方向发展。叶乐则认为，“家庭托育点的规则必须明确，并且要有一定的盈利空间，这样才会有人愿意去做，而且会把它做得很好。”

今年1月，程琪回东北老家过年，小区里的家长一直发消息催她回来，“说要给我买车票让我赶紧回来”，程琪说，这让她感觉还挺有成就感。

五年来，程琪见过太多从事律师、医生、老师等职业的女性，因为要带孩子，只能“退下来”。她希望自己这个托育点，能够托住这些家庭，为她们提供一点点帮助。

“女性太累了” 程琪强调了很多遍，“不能让所有的女性都去带孩子。”她常常跟家长说，“咱们互相搭把手，把最艰难的三年挺过去，后面就没那么辛苦了”。

（林西、程琪、叶乐、王珊珊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李聪 实习生 林秋彤

编辑 陈晓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