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养中国：老龄化时代的养老需求及中国特点

（报告出品方/作者：平安证券，陈骁、郝博韬）

一、 千年之变：老龄化，工业革命后的全新人口结构

工业革命后，人类首次进入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满足老人基本生存需求的能力不断提升，实现“老有所养”这一愿景的 可能性看似越来越大。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新现象的出现，摆在了人类面前：死亡率和生育率先后下降，老年人 口占比不断提升，养老压力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水平、老年人需求也愈发多样。 人类人口增长的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工业革命之前，受限于物质资料匮乏、医疗条件落后等因素， 人类长期处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人口缓慢增长阶段。第二阶段为工业革命后至二战前，社会经济发展、医疗水平进步，人类社会的死亡率快速下降，而出生率仍然维持高位，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步入人口快速增长阶段。第三阶段为二战后至今， 死亡率接近见底，生育率逐渐下滑，全球人口增速开始逐渐放缓。第四阶段为当前部分发达国家及中国所正在经历的阶段， 死亡率见底、生育率维持低位，人口增长停滞。第五阶段尚未出现，死亡率大概率维持低位，而出生率如何变化尚不确定。

老龄化是人口增长阶段转变的副产品，在第三阶段末期逐渐出现。人生七十古来稀，在人口增长的前两个阶段，由于人均 寿命短、新生婴儿多，人类社会年龄结构金字塔呈现针形或三角形，老龄化并不存在。自第三阶段起，随着社会经济发展、 物质资源丰富及医疗水平提升，人均寿命不断延长。与此同时，受多种因素推动，人类的生育率也在逐渐下降，第三阶段 末期，老年人占总人口比重不断提升，老龄化才首次出现在人类社会之中。这一社会年龄结构的千年之变，令养老压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21 世纪人类进入老龄化社会，未来老龄化程度仍将不断提升。2001 年，全球 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 10%，人类正式进 入老龄化社会。截至 2022 年，全球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经达到 13.9%。未来，老龄化程度仍将不断深化，世卫组织预 计 2044 年全球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将超过 20%，养老压力不断提升。

二、 老龄化的产生：死亡端与出生端的分解分析

老龄化，是工业革命后死亡率与出生率逐渐下降，且二者下降的开始时间存在时滞所导致的。那么，出生率与死亡率的下 降是如何导致了老龄化？它们的下降又是什么因素导致的？本章我们对死亡率及出生率的变化及其因素进行梳理。

2.1 死亡端的一般规律：预期寿命延长，更多人活到老年且活得更久

死亡率的下降从两个方面导致了老龄化的出现。第一，从全年龄人口看，死亡率的下降意味着预期寿命的延长，更多人可 以活到老年。从生存表来看，假设1950年共有10万人出生，则其中只有约4.6万人能活到60岁；而假设他们出生在2021 年，则其中约有 8.0 万人能活到 60 岁，相较 1950 年近乎翻倍。第二，对老年人而言，老年人死亡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 延长，进一步加剧了老龄化的趋势。1950 年时，60 岁人口的预期寿命大约还有 14.4 年；而到了 2021 年，60 岁人口的预 期寿命增长到了 19.7 年，预期寿命显著增加。

需要强调的是，讨论老龄化时，应更加关注 60 岁以上预期寿命。历史上，人类的出生时预期寿命通常很短，因此容易产生 “古人预期寿命短，因此没有老龄化压力”的误解。事实上，人类历史上较低的出生时预期寿命，主要受过高的幼儿夭折 率拖累，养老压力同样是存在的。所谓幼儿夭折率，指新生儿在 0-4 岁期间死亡的概率。1950 年时，0-4 岁人群的死亡率 高达 22.4%，而到了2021年则下降至3.7%。更直观的表现是，1950年，0-4岁死亡人口约 1978.0万人，占当年总死亡人 口的40.5%；2021年，0-4岁死亡人口约502.2万人，占当年总死亡人口的7.3%。可以看到，幼儿夭折率下降是推动1950 年以来人均预期寿命上升的主要因素，只考察出生时预期寿命的增幅，容易夸大对未来老龄化水平的判断。

死亡率的下降、预期寿命的延长，是什么因素导致的？社会经济发展至少从三方面做出了贡献：第一，物质条件的改善， 帮助人们获取基本的生存必须品，从而延长了人均寿命、降低死亡率；第二，健康理念的不断深入，帮助人们更好管控自 身生活状态，推动预期寿命的延长和死亡率的下降；第三，人均医疗健康支出的增加、医疗技术的普及和进步，帮助人类 应对疾病和各种突发事件。无论是出生时预期寿命还是老年人预期寿命，均随人均健康支出的增加而延长，死亡率自然降 低。

2.2 出生端的一般规律：社会经济发展，总和生育率下降

当总和生育率跌破 2.1 时，老龄化几乎必然出现。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TFR），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女性在一 生中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4。相较于以总人口为分母的生育率，总和生育率剔除了性别比、年龄结构等因素的影响，能更准 确地描述一个国家或地区生育水平的变化。考虑到不是每个孩子都能长大成年，总和生育率必须高于 2（国际通常将2.1视 为更替线），才能保障子女数不少于父母数，否则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将无可避免地走向负增长。在 60 岁以上人群预期 寿命延长的背景下，老龄化几乎必然出现。 总和生育率的下降是什么因素导致的？总和生育率的下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联合国根据一个国家的预期寿命、 平均及中位数受教育年限、人均国民收入构建了人类发展指数，用于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总和生育率与人均GDP 呈现负相关关系。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我们可以通过简单的成本收益对比进行分析。理 论上，社会经济的发展意味着生育机会成本的上升5，这可能包括教育成本的上涨、育儿时间成本的投入增加等等。同时， 随着产业结构调整与技术的进步，简单劳动占比及单位报酬下降，童工的需求也不断缩减，生育的收益也有所回落。一涨 一跌之间，总和生育率自然随经济发展而下滑。当然，在笼统的简单成本收益分析基础上，我们至少还可以从两方面对总 和生育率的下降进行解释。

教育：总和生育率与女性受教育年限呈现负相关关系。理论上，一个家庭中的女性会承担更大比例的生育成本。而随着女 性受教育程度的提升，生育的机会成本也不断提高（如放弃更好的工作选择等），进而导致生育意愿减弱、总和生育率的下 降。抛开机会成本来看，更长的受教育年限，还意味着更加丰富的避孕知识和手段（意外怀孕变少）、更晚的结婚年龄（晚 婚晚育）、更加平等的性别观（为了男婴不断生育、强迫生育减少）等，这一切均是驱动总和生育率下降的因素。值得一提 的是，由于意外怀孕生育的占比并不低，由女性受教育程度提升而导致的意外怀孕减少，可能是影响生育率的重要因素。 2015-2019 年间，全球约有一半的怀孕是意外怀孕，其中约 40%左右的意外怀孕没有流产6。根据我们的测算，这相当于在 2015-2019 年间，全球约有 26%的新生儿是由于意外怀孕而诞生的7。

健康：总和生育率与幼儿夭折率呈现负相关关系。历史上，儿童是最容易死亡的群体，直到 1950年，新生儿在5岁以前死 亡的概率依然高达 22%。较高的儿童夭折率，令父母通常需要生育更多的孩子来保障血脉的延续，此类“防患于未然”的 生育策略，会使实际总和生育率高于意愿生育率（Wanted fertility rate），进而导致总和生育率居高不下，这一现象在欠发达国家很常见。随着社会发展、卫生条件改善，儿童夭折率逐步下降，总和生育率也随之降低。在 发达国家，实际总合生育率甚至会低于意愿生育率。

除前述因素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因素会影响总和生育率，如宗教、社会传统等等，但并非全局因素，因此我们不再继续展 开。总体来看，与其说总和生育率的下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副作用，不如说过去的高总和生育率实际是生产力低下、人们 被迫生育或无计划生育的体现。

2.3 短期冲击：婴儿潮人口的死亡分布平缓，加剧老龄化趋势

除一般规律外，二战后婴儿潮的出现，也加剧了当前全球人口老龄化水平。通常而言，人可能集中出生，但若不发生战争、 瘟疫、饥荒等大型外生事件冲击，则不太可能集中死亡。因此，当婴儿潮人口老去，老龄化率会在一段更长的时间内维持 在较高水平。从瑞典的经验看，其在 20 世纪中叶死亡率见底后，死亡人口的变化便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二战后婴儿潮 一代的衰老及死亡分布更加平缓，在短期内抬升了老龄化水平。

英格兰及威尔士的统计数据同样证明了这一点。一战后婴儿潮出生人群在 20 世纪下半叶逐渐寿终，但死亡时间的分布相对 均匀，在短期内加剧了老龄化水平。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婴儿潮时期出生人群，其预期寿命显著高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后婴儿潮期间出生人群。这意味着，二战后婴儿潮时期出生人群对英格兰及威尔士老龄化程度的影响时间也会更长。

三、 老龄化的应对：国内外生育政策的回顾及影响

除了前述全球范围内的一般规律外，政策对人口结构变化及老龄化水平的影响同样值得关注。由于死亡端的低死亡率水平 大概率不会发生变化，世界各国在老龄化来临之时普遍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以尝试缓解老龄化带来的养育压力。尤其在中 国将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基本国策的前提下，评估政策效果对人口变化的影响，对判断未来中国人口变化及养老压力具有重 要的意义。那么，生育政策是否有效、效果如何？ 本章我们主要对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分阶段讨论，回顾其对于总和 生育率的影响。而后，对海外国家鼓励生育的政策进行简要总结，并尝试观察其是否起到了效果。 通常而言，中国的生育政策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1949-1953 为第一阶段，国家鼓励生育;1954-1970 年为第二阶段，国 家酝酿计划生育政策；1971 年-1981 年为第三阶段，国家通过宣传及部分行政手段推动优生优育；1982-2015 年为第四阶 段，中国全面实行独生子女政策；2016 年及以后为第五阶段，独生子女政策重新放开。其中，狭义的计划生育政策指 1982-2015 年期间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9，广义的计划生育政策还包含 1971 年开始全面推行的一系列促进降低生育率的政 策，包括政策宣传、推广避孕药、进行结扎手术等等。

3.1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从优生优育到独生子女（1971-2013）

直观观察，中国总和生育率的下降主要集中于 1960s 至 1970s，即所谓的酝酿时期到“优生优育”政策时期。在此期间，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经历了快速的下降。其中，酝酿时期内的总和生育率下降与计划生育政策关系有限，“优生优育”时期内 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则由多种因素共同导致，不宜完全归功于计划生育政策。 第一，酝酿时期内，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 1963 年的 7.51 下降到 1971 年的 5.52，期间的因素包括三年困难时期后的补偿 性生育高峰消退、赤脚医生帮助医疗技术普及、天花绝迹、60 年代中期开始的大规模人口流动等。这一时期的生育率下降， 与计划生育政策关系不大。 第二，“优生优育”时期，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 1971 年的 5.52下降到 1981 年的 2.79。期间，计划生育政策主要以劝导鼓 励，以及推广节育避孕措施为主。如前所述，避孕知识和措施的推广对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具有推动作用，“优生优育”政策 毫无疑问对中国总和生育率的下降起到了帮助效果。然而，将该时期内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完全归功于计划生育政策是偏颇 的。20世纪70年代，中国经历了妇女地位提升，城镇女性受教育水平及劳动参与率不断上升，随着“上山下乡”的开展， 农村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与生育意愿也有所变化10；此外，随着健康技术的不断普及，疟疾等传染病得到控制，幼儿夭折率不 断下降，补偿性生育意愿不断减弱，这都导致了总和生育率的下降。

独生子女政策时期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不是持续性的下滑。80 年代总和生育率在2.8至 2.5的水平内波动，并在 90年代初快 速下行至2.0以下，随后维持平稳。1980年，中共中央刊布《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 号召“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1982 年，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规定：“国家推行计 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12。这两个文件通常被视为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开展的标志。 80 年代，受生育堆积影响，总和生育率并未出现显著下滑。1981 至 1990 年间，中国总和生育率基本在 2.8 至 2.5之间的 水平内缓慢波动下行，这可能是由抢生赶生、农村地区或少数民族的部分豁免政策等各类因素导致13。从女性早婚比例及平 均初育年龄来看，计划生育政策出台后，70 年代开始出现的晚婚晚育倾向出现了逆转，早婚早育重新抬头，女性早婚比例 （15-20 岁）显著增长，女性平均初育年龄显著年轻化，形成了生育堆积现象，总和生育率的下滑并不显著。

90年代初，生育堆积效应逐渐消退、独生子女政策执行再度收紧，计划生育的影响快速凸显。90年代初，中国总和生育率 快速下滑，由 1990年的 2.51迅速下跌至1991年的 1.93。总和生育率为何在1年之内出现如此显著的下降仍然缺乏定论， 可能的原因包括独生子女政策再度趋严、生育堆积效应减弱等。1991 年 5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 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生育政策再度收紧，当年各类节育手术尤其是人工流产例数显著提升，直接导致了总和生育率的下滑。此后，节育手术数量显著下行，但总和生育率并未反弹并维持稳定，晚婚晚育倾向重新抬头，可能表明生育堆 积效应已经逐渐消退。

总结来看，中国总和生育率的下降主要出现在 20 世纪 70 年代，推动其下降的因素包括女性受教育水平提升、幼儿夭折率 下降、医疗卫生水平的进步及人口流动等普适性、强相关因素在内。期间，非强制、以推广节育手段为主要内容的计划生 育政策，对总和生育率下降起到了帮助作用，但很难被视为主要推动因素。而 20 世纪 80 年代所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更 多是加速了中国总和生育率从 2 以上到 2 以下的过程，且这一过程还应考虑堆积生育消退等因素的影响。可以看到，计划生育政策对我国总和生育率的下降起到了作用，但很难被认为是最大因素，市场对计划生育政策对我国总和生育率影响的 夸大，可能是独生子女政策的执行方式以及长期以来的各类宣传深入人心所致。

3.2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从单独二孩到全面放开（2013 至今）

2013 年末，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发生转向，单独二孩放开。但由于农村地区此前普遍实行“一孩半”政策，且单独二孩限 制较多，实际并未形成较多的生育人口增量，对总和生育率的提振效果平平，社会各界普遍呼吁全面放开二孩、三孩。 2016 年，全面二孩放开，2021 年，全面三孩放开。那么放开二孩或三孩提振了生育水平吗？由于暂时无法获取孩次递进 比（即生育 n+1 胎的女性占已育 n 胎女性的比例）的数据，我们将通过总和生育率进行推测研究。

当我们进一步对一孩、二孩和三孩及以上的分孩次总和生育率进行拆分计算时，可以清晰地看到：二孩总和生育率在 2017 年有一个显著地上升，二孩分年龄生育率曲线在2016-2019年也有一个明显地上移。这或许证实了， 生育政策放开在短期内确实对总和生育率的抬升起到了积极作用。

然而，放开生育政策能否持续有效需要进一步观察。2021 年二孩总和生育率出现明显回落，分年龄生育率曲线也降至 2016 年以前的水平。这可能是由于两个因素导致的，一是生育年龄推迟，2021 年一孩分年龄生育率明显 右移，二是累计二胎需求被部分释放完毕，2021 年二孩分年龄生育率下降，但三孩生育率仍然维持高 位，可能表明累计二孩意愿已经释放完毕，且多孩意愿并非因疫情等因素抑制所致。

3.3 海外的鼓励生育政策：当前主要手段及效果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截至 2019 年全球约四分之三的国家具有生育政策，其中约有 55 个国家的生育政策以提振生育率为目 标，主要集中在欧美及东亚地区。主要手段包括带薪或无薪的产假并保障工作，补贴托儿服务，为父母提供灵活或兼职工 作时间，对有依赖的子女提供税收抵免，以及提供儿童或家庭津贴15等。 各类手段中，产假及工作保障是最常见的手段，全球总和生育率低于 2.1 的国家之中，仅美国没有普适性的相关政策。其 次，公共托儿服务也是各国普遍采用的手段，约有 88%的国家使用；各类津贴也较为普及，约 78%的国家使用；育儿假、 父母弹性工作时间及育儿税收抵免也是相对常见的生育补贴政策，约 73%的国家使用；父母弹性工作时间、子女税收抵免、 婴儿奖金等政策也有相当的国家使用。

然而，截至目前，几乎没有证据表明鼓励生育政策能够在长期维度上逆转总和生育率的下降；部分国家或许能够在总和生 育率跌至 2.1 以下后，在政策的帮助下延缓总和生育率的下滑速度（如澳大利亚等），但也难以评估政策所起到的作用有多 大。此外，虽然历史上曾有小部分国家在短期内出现总和生育率的小幅回升，其与生育政策的关系也并不清晰。政策效果 偏弱，可能是与多种因素相关，如随着社会、经济、医疗、文化进步，父母更加注重孩子的质量而非数量、政策力度不足 以缓解养育成本的大幅上升等等。 总结来看，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早期对总和生育率的下行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作用效果并不如市场观点所描述的那么大。 与之相应，全面放开二、三胎后，虽然总和生育率在短期内有所回升，但由于“积压生育需求”总量有限，未来该趋势能 否延续也需要进一步观察观察。而从世界经验来看，目前全球各国政府所出台的各类鼓励生育政策均未能有效地逆转总和 生育率下降的趋势。这意味着，从现有证据来看，总和生育率的回升十分困难，老龄化水平提升的趋势恐怕很难得到遏制， 发展养老产业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正在不断提升。

四、 老龄化时代的养老特征：需求分层化，供给规模化

如前所述，生育率及死亡率的低水平难以逆转，全球老龄化程度将不断加深，养老需求将随之不断增长。与此同时，出生 及死亡率双低的人口特质，也令养老的需求结构及供给模式出现变化。

4.1 需求分层化：老年人健康及经济水平提升，有效需求分层扩大

如前所述，老龄化通常伴随着老年人预期寿命的延长而产生。养老的定义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传统的养老概念中，老年 人的需求通常只被描述为最低的衣、食、住三个部分。时至今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老年人的需求已经越来越多样化： 一方面，更好的健康水平令老年人可消费的商品及服务愈发多样；另一方面，相较于传统社会，老年人购买力的增加令老 年人购买其他商品及服务的能力提升，有效需求有所扩大。 健康预期寿命提升，养老潜在需求逐渐多样。预期寿命的提升，实际意味着老年人健康状况更好、需求更加多样、所能承 担的职责更加丰富。例如，对于花甲之年的老人来说，更好的健康水平令他们可以外出旅游、延长工作年限、或居家抚养 孙子孙女等等，而非单纯地依赖子女进行生活。这也暗示着，传统意义上以“依赖”为特征的养老压力，其内涵也在不断 丰富。

经济水平发展、老年人健康水平提升，收入水平及职业生涯延长，令老年人购买能力提升，扩大养老有效需求范围。随着 老年人健康水平的提升及经济发展，老年人的职业生涯有所延长、薪资水平也将有所上升。在不考虑家庭代际转移支付的 情况下，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购买能力也将逐渐提升。 在经济欠发达国家或地区，老年人需要被迫参与劳动来保障自身生活，劳动参与率高但收入水平低，导致老年人购买力水 平较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当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之后，老年人将逐渐不再需要被迫参与劳动，收入水平提 升但劳动参与率下降、职业生涯长度收缩，购买力有所提升但幅度受限；当社会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时，老年人不仅拥有 更好的健康水平，还更容易获取工作岗位，劳动参与率上涨（尽管可能是被迫的）、职业生涯延长，收入水平也相对较好， 购买能力将会显著提升，从而能够更好满足自身多元化的养老需求，甚至出现向下一代的资金转移。

我们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模型，将典型的老年人需求与其所面临的挑战整理如下。其中，基础的生理及安全需求的总量受 老年人口数量提升不断扩大；而更高层次的社交、尊重及自我实现需求则因老年人经济及健康条件的改善从无至有。养老 需求逐渐从单一走向多元化、分层化。

4.2 供给规模化：养老场景逐渐多元，服务供给专业化规模化

我们通常使用抚养比，即老年及青少年人口占劳动适龄人口的比重来描述抚养压力。在传统社会，家庭养老模式为主流。 虽然子女数量多、青少年抚养比高，劳动适龄人口对子女的抚养压力大，但由于老龄化水平低、老年抚养比低，且老年人 劳动参与率高，劳动适龄人口对老年人的抚养压力较小，家庭养老模式可以运行，老年人的各类养老需求由家庭内部供给。

二战后人口阶段转换，青少年抚养压力下降，抵消了养老压力的上涨，家庭养老模式仍可维系。在人口转换第三阶段前期， 死亡率逐渐见底，出生率快速下降，青少年人口走低，以家庭或社会为单位的青少年抚养比逐渐下降，抵消了老年人口占 比提升导致的总抚养压力上升趋势。因此，即使在老龄化前期，家庭养老的模式仍然可以维系。 三阶段末期，青少年抚养压力见底，养老压力不断提升，家庭养老模式逐渐独木难支。进入三阶段末期，随着出生率见底， 青少年抚养比低位企稳，总抚养比逐渐由老年抚养比走势主导，老年人口占比的提升，重新带动全社会抚养压力走高，老 龄化的影响逐渐凸显，家庭养老模式需要被补充，老年人各类养老需求的供给，将向公共化及规模化转变。

除总量因素外，一些其他因素也导致家庭养老模式难以维系，如：第一，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升。在传统家庭中，养老的 资金支持主要由子女中的儿子承担，而养老的劳动力供给主要由子女中的女儿承担。而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女性劳动参与 率提升，家庭养老的资金支持增加但劳动力供给下降，导致家庭养老模式不易维持。如，美国的经验表明，若老年人有女儿的话，其进入养老院的概率会下降四分之一16。第二，护理的专业化需求增长。随着老年人预期寿命的提升，对健康状况 的评估及慢性病照料的需求增长，子女通常无法很好胜任这一职责，必然将部分需求转移给专业化机构。此外，人口流动、 家庭结构变化、文化转变等等都会导致养老服务供给的规模化及专业化。

五、 中国的养老产业展望：抚养比峰值更高，产业侧重点不同

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当前的老龄化水平并不高。在联合国口径下，截至 2021 年末，中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 到 18.07%，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 13.15%。在国家统计局口径下，截至 2022 年末，中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 19.8%，65 岁及以上人口达到 14.9%。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发展养老需求的紧迫性更低。

当前的研究普遍认为中国的老龄化特征有二：老龄化速度快、程度深，以及未富先老。那么，这两点对于养老产业发展意 味着什么？总结来看有以下两方面：

第一，老年抚养比增速更快、峰值更高，养老产业紧迫性更强。“老龄化速度快与程度深”，是指相对于部分发达国家而言， 中国的人口结构转变更快。长期来看，人口结构转变越快，则老龄化峰值越高、总抚养比波动越大。以世界银行收入标准 分组，人口结构转变较快的中、低收入国家及部分高收入国家（如日本、韩国等）的总抚养压力峰值，显著高于人口结构 转变较慢的发达国家。 短期来看，中国已经跨过总抚养比拐点，且第二次婴儿潮时期出生人群即将迎来集中退休，不考虑老年人劳动参与率变化 的情况下，总抚养压力将快速提升。未来 10 年之内，中国第二次婴儿潮人群将会迎来集中退休，中国家庭可能出现抚养压 力陡升的景象：第一波婴儿潮人口平均年龄仍低于其预期寿命，高龄老人大量存在；第二波婴儿潮人口已至退休年龄，退 休人口激增；第三、四波婴儿潮人口将承担巨大的养老压力，发展养老产业的紧迫性更强。

第二，养老产业的侧重点不同，发展空间不同。“未富先老”，是指相比部分老龄化水平相同的发达国家而言，中国的人均 收入水平更低。这意味着，相较于这些发达国家，中国的养老产业中低层次需求的占比将会更高。在前述的养老需求金字 塔中，生理及安全需求相关产业的市场占比可能更大，而更高层级需求相关产业的市场占比可能更小。 此外，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劳动适龄人口进入城市、老年人口大量滞留乡村，地理间隔也令家 庭及子女养老难以有效发挥作用，进一步扩大了生理及安全养老需求的发展紧迫性。

六、 总结

老龄化是人口结构转变的副产品，养老压力不断增大：二战后社会经济发展、医疗技术进步，令人均预期寿命增长，老年 人不断增加；同时，女性受教育水平提升、避孕措施普及以及幼儿夭折率的下降，推动出生率逐渐走低，青少年占比不断 萎缩。老龄化，即是死亡率和生育率先后下降过程中的副产品。 目前看，没有什么政策能够对人口结构变化起到决定性作用，老龄化趋势难以逆转：死亡端的预期寿命不易受政策影响； 而出生端，独生子女政策对总和生育率的下滑仅起到助推作用，而全面二孩、三孩政策也尚未证实能够推动总和生育率持 续走高，海外也没有能够趋势性提振总和生育率的政策可供参考。因此，老龄化不断加深的趋势，在当前来看难以逆转。

老龄化时代，养老的含义与过去也有所不同：从需求侧来看，老年人的健康及经济水平提升，导致养老从基础的生理及安 全需求，逐渐拓展到社交、尊重及自我实现需求上，呈现多样化和分层扩大化的特征。从供给侧来看，随着青少年抚养比 见底，老年抚养比提升，总抚养压力由降转升，家庭养老模式独木难支，从场景变化到需求增长，将导致养老需求的供给 向公共化及规模化转变。 就中国而言：由于中国人口结构变化速度快，未来养老压力的提升速度及峰值水平均会更大。这意味着中国养老产业的发 展需求更加迫切。此外，由于中国具有未富先老的特征，相较于欧美发达国家，中国的养老产业中，满足老年人基本需求 的细分产业在养老市场中的占比将会更大，而中高端需求相关细分产业的占比可能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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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报告来源：【未来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