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化部部长王蒙：坚定文化自信，善养浩然之气

曾担任过文化部部长的著名作家王蒙，在六十多年的写作生涯中，出版了45部著作约1600万字。晚年的王蒙把目光投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先后出版了《老子的帮助》《庄子的享受》《庄子的快活》《庄子的奔腾》《王蒙说〈论语〉》等著作，83岁高龄的王蒙又出新书——《得民心得天下：王蒙说〈孟子〉》，在这些经典著作里，王蒙向老子问道，伴庄子共舞，同孔子对话，与孟子共养浩然之气，实现了“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的文化理想和人生追求。适逢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本刊专访了王蒙先生。

伟大复兴包含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

《领导文萃》：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95周年重要讲话中提出“四个自信”，并特别强调了文化自信。前不久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尤其是日前中办国办又印发了《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一个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热潮正方兴未艾。您怎么看当前中华文化复兴的大好局面？

王蒙：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它和中国三十多年来的成功发展有密切关系。从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当国运衰弱，内忧外患的时期，人们往往更多地会产生文化的焦虑和文化的危机感。而当国家发展得比较好、比较成功的时候，人们才能树立文化的自觉和自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党和国家一直十分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和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江泽民同志指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党和人民从“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我们都要积极继承和发扬。胡锦涛同志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习近平同志提出“四个自信”，并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自信是根本的自信，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与挫折的经验基础上的自信，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和身份，是面对各种异质文化时能给我们自己以定力与清醒的自信。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社会掀起文化热，主流媒体如中央电视台、各省市电视台关于传统文化的节目和讲座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受关注。在民间，祭黄帝陵、炎帝陵，祭孔等各种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传承活动越来越丰富多彩，也越来越受欢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我个人的体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伟大复兴显然就包括了文化复兴，也可以说是文艺复兴。试想，如果欧洲没有当时以意大利为代表的文艺复兴，也就没有最近几百年欧洲的发展，没有它的现代文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自信的系列论述，标志着我国文化建设取向上、认识上、格局上正在走上新的台阶。两办《意见》和《纲要》充实了、推动了我们的文化工作与文化部署。正如当年毛泽东主席所预见的：“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目前我们要做的是：用世界眼光、中国特色、现代观念，理解与选择、传承与弘扬、创新与发展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总结中华传统文化充满辉煌与能动、焦虑与挫折的悠久历史与经验教训，使之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深厚精神资源与动力凝聚。

《领导文萃》：您的新书《得民心得天下：王蒙说〈孟子〉》引发社会极大关注。孟子说，得民心得天下。习近平总书记说，人心向背是最大的政治。您用 “得民心得天下”做书名，是不是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赢得了民心有关？

王蒙：《得民心得天下》是从2015年夏天开始写的。这的确和当前我们国家的好形势有关系，当然和《孟子》一书的核心的思想、核心的命题、核心的主张也有关系。《孟子》一书并不是孟子的专著，而是孟子的弟子整理的他的一些言行。如孟子见梁惠王，与梁惠王交谈了什么；孟子见齐宣王，跟齐宣王又谈到了什么；或孟子又见到一个学者，同这个学者讨论或者争论一个什么问题，再如孟子和告子的爭论等等。但是，如果把孟子的思想整理出一个核心的命题，而且把这个核心和我们今天最关心的问题联系起来，我觉得就是“得民心得天下”。这句话是孟子说的，他有一个递进式说法，得天下有道在于得民。有的地方也用“王天下”，意思是你能够引领天下，能够成为天下的主宰。“王”的概念里还有一个“王道”，就是你能用王道来推行天下。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众星拱之就是因为你为政以德，才得民心、得人心，才能得到天下之心。到了孟子这里已经非常明确：得民心得天下。

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靠的就是民心。毛泽东同志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正是因为共产党代表和符合群众的利益，才在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革命运动当中取得了成功。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革命怎么可能成功呢？！共产党在武器上不如国民党，但是在争夺人心上却赢了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看清了历史发展方向，掌握了历史发展规律，才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习近平同志强调“人心向背是最大的政治”背景实际上是为了长期执政。我们党在执政过程中碰到了一些挑战，也碰到了一些困难，碰到了一些麻烦，譬如说官员贪腐，可以说腐败对得民心来说是最大的障碍。如果这个党再不从严治理的话，任腐败继续发展下去就变成人民的对立面了。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因此习近平同志才下大决心、下大力气全面从严治党。可以说，从孔子、孟子，到毛泽东、习近平，他们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有各自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背景。毛泽东、习近平的很多思想和孟子的说法是互通的，当然更重要的是其中还有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做基础。

善治中国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领导文萃》：“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善治。这表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带领今日中国走向善治。老子《道德经》第八章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您怎么理解老子的善治和孟子的善政、善教？

王蒙：善治是为政的正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的“正道”没有比孔子的这段话更精彩的了。孔子的意思是说，用行政措施去引领百姓，用法律的威严去规范百姓也有效，但是都不如“道之以德”，就是用道德、用人类天性中的美善来引领百姓，用礼制去同化他们，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而且有归服之心。

善，本身是善良的意思，也有精通、精道的意思。善于怎么样，就是你做的最漂亮。善可以当动词讲，也可以当副词讲，如各种行政措施都是完善的、完美的，而且是最好的，就是善。还可以当“认同”讲，如“称善”，就是赞成的意思。如，你给君王提个建议，君王称善，就是君王说“好”。善政是代价最少的方法，是最被老百姓认同的方法，是最完善、最完美无缺的方法。善治的“治”指的是治理，治理其实就是古人说的“为政”。老子提出善治，就是在治理当中减少惩罚、减少暴力。老子说：“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但事实上暴力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我们可以举一个交警的例子：试想，如果大家都遵守交通规则，交警在那儿维护交通规则，你根本感觉不到交警对你有什么约束，因为大家都遵守交通规则，都按红绿灯行走，这就是“太上，不知有之”。那个交警站不站那儿没关系，从来不出车祸。从来不出车祸，就跟没有交警一样，这就是老子的无为而治。其次是誉之，就是歌颂他。这个警察是好警察，我们歌颂他。其次畏之，到了第三步你要怕警察。最下是侮辱之，就是互相侮辱，警察侮辱开车的人，开车的人侮辱警察，甚至挑衅警察，那就彻底失败了。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老子对善治的想法，最好是文化教育很成功，大家都能自觉守法。关于这一点，孟子更注重“善教”，他说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今天，我們的领导干部，只有深刻体悟中国历史、中华文明和中国人民内心的思想和追求，才能实现从治理到善治。

《领导文萃》：孟子的仁政其实就是善政，也就是孟子所说的“王道”。您认为孟子的仁政思想和他的性善论又有什么内在联系呢？

王蒙：王道就是仁政。实行王道需要得民，得到人民的支持。老百姓不支持你，你就得不了天下，你就当不了天下之王，你也就没法推行王道。王道的关键是“得民”，孟子说：“得民有道焉”，意思是说得民也有它的道，这个道在哪里呢？道在于得心。得心，就是老百姓喜欢什么事，你就干什么事，老百姓讨厌什么事你千万别干。你办的事是人民所需要的，民心就向着你。民心向着你，拥戴你的人就多。这样，被拥戴少的那个人就不是你的对手，这样你就能成功。孟子这些主张实际上是说给君王、诸侯、公卿、士大夫，以及“大丈夫”听的，因为春秋战国时期，君王都希望自己能够王天下，希望自己不被别的诸侯国吃掉，希望自己能成功，能够统一天下。但是，我们应该搞清楚，孟子思想的根基不是得民心得天下，而是性善。孟子认为，你是君王，你就要性善，就应该成为美德的表率；你是公卿士大夫，也应该成为美德的表率，这就叫率先垂范。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你的为政（古代不叫行政，叫为政）措施，一定是要培养和调动人的美德，克服那些与“性善”对立的不良行为。孟子认为，人本身是性善的，所以你要做好并不费力，行仁政也一点都不费力，不是让你“挟泰山以超北海”，就跟“为长者折枝”一样，太简单了。你只要是一心向善、向好，就能做到，这样你就能够胜利。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孟子把个人修养、个人道德的示范性与政治上的成败完全链接在一起的，他讲的是大任，也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孟子是一个敢说话的人，而且有些话说的比孔子要尖锐得多。他说话的对象是社会上层人物，即社会精英。社会精英应该对老百姓负什么责任，如何关注民生，老百姓应该有多少宅基地，是种桑、养猪、养鸡，还是养狗。什么时候才能实现五十岁以上的人能穿到帛的衣服，七十岁的人能够经常吃到肉。那时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生七十古来稀”，普通老百姓如果活到七十岁还能够经常吃上肉，这就是孟子的理想。孟子认为，治国者不能把自己的私利放在前面。孟子是把社会精英个人的美德修养、百姓的生活、政治的成败都打通了。孟子的这个理想，今天我们已经基本实现，因为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就已经实现了基本小康，当然，我们还没有实现全面小康。因此党中央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第一个全面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领导文萃》：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您如何看中华文化的整体性和统一性？

王蒙：中华文化强调整体性、统一性，叫做尚一、尚同。中华文化寄希望于一个无所不包、无往不胜的大概念：天下定于一；天得一以清；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华文化的一二三论，是从一元到多样杂陈。中华文化的理想是：认同多、包容多与代表多的一，与认同一、认同共同性与整体性的多的结合。照搬西方多元制衡观念与设置，在中国行不通，但是坚持一元化领导的中国，加上更完善发达的民主集中制，有可能、有希望实现一与多的平衡，实现道与政（术）、德与法相和谐的理念，实现对于权力的文化监督与道义监督，实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互补性与稳定性。

中华文化强调事物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什么事我们都希望最后找到一，天下定于一。孟子找到了这个一，这就是他的性善论。孟子认为，人性是善的，这既是他的一个理念，也是他的一个信仰。人性就是善的，因为人天生就善，这是人的天性，一切的坏毛病都是后天由于环境不好造成的。人刚生下来的时候是最善的，不光孟子这么想，老子也这么想，因此老子希望人最好的状态是和婴儿一样。天生下来的善就是天性，就是人性，这是先天的，所谓良知，良能，我们民间还说良心，良心就是无条件的善。古人认为治国、为政应该建立在善的基础上，这就是你要爱民，要符合民意，符合民心，要让老百姓过得好，要让老百姓过上理想的小康的生活。

性善论是一个基础，一种情操，也是一种信仰，一种诉求。中华传统文化诉诸良知、良能、良心，即天良。把诉诸天良的信仰性，诉诸道德的正义性，诉诸民心的人民性与为政手段的文化性结合为一，可以称之为中华文化中以善德为主线的“一以贯之”。

儒家用道德治国，这既是道德理想，又是政治理想，又是超人间的信仰。孟子不仅提出了性善，还提出了义。义是什么？是义理，不是讲义气，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原则。孟子的仁政、王道、义，根子都在性善论，他思想的一切为政的出发点都是性善论，包括他强调的民本也是性善论。孟子认为，既然人性是善的，所以老百姓的心意就是天心。

当然，天性的善良仅仅是一个基础，这种人性的基础还要靠后天不断唤起、培养、深化，所以说中华文化是尚文、崇德的文化。而全面治国理政，同时要靠经济基础、政治文明、国家机器、国防实力，靠科学、智慧、技术、法治等方面的全面强化和完善。

浩然之气就是文化自信

《领导文萃》：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领导干部要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继承和发扬“‘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您如何理解孟子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 ？

王蒙：我认为，孟子所说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就是一种文化自信。换言之，有文化自信才有浩然之气。用现代的语言来说，一个人的自信归根到底就是文化自信，否则你自信什么呢！如果有人问，体魄强健是不是一种自信？回答当然是。如，个儿同姚明一样高大，拳击同泰森一样勇猛，其实这种表面上看是体魄的，实质上也是文化自信。泰森的自信是拳击文化，姚明的自信是体育文化，竞技文化、搏击文化都是一种文化，如果没有这些文化因素，仅仅是高大威猛或好勇斗狠就称不上自信。孟子为什么有浩然之气？因为他一切都是为了道义，为了国泰民安，为了平天下。所以，孟子的浩然之气就是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本身就是一种精神的自信、道德的自信、哲学的自信。“浩然之氣”是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法。我的理解是，当一个人具备了养浩然之气，他的身体就会发生一定的生理反应，呼吸也会变得深、匀、缓、沉。也就是说，有了浩然之气，人的精神状态就会发生变化，人就会变得强大起来。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既是他的提倡，也是他的追求，他也因此而无所畏惧。在孟子的心目中，“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也”，孔子是素王，他比尧、禹、舜、汤、文王还伟大。孟子是在告诉我们：我有浩然之气，你就动不了我，压服不了我，也引诱不了我，也收买不了我。共产党人靠的就是浩然之气。我们都看过《刑场上的婚礼》，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周文雍和陈铁军由于叛徒的出卖被捕入狱。在狱中，周文雍在墙上写下：“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当两位烈士被押赴刑场的时候，他们高唱《国际歌》，并宣布：“我们要举行婚礼了，让反动派的枪声来作为结婚的礼炮吧！”一对革命情侣，就这样慷慨就义。敌人开枪，顶多就是开枪。枪响了，我走了，但我决不低头！这就是浩然之气的力量。

《领导文萃》：虽然社会在倡导浩然正气，但在现实生活中，总有一些人专门做一些损人利己或损人不利己的事情，有时候做好事的人不被人理解，甚至受到品行不端的人的攻击或讹诈。这样一来，也许就会有人说，做好事不得好报，不如不做。对此，您怎么看？

王蒙：中华传统文化中，有很多精神思想都是活着的，老子的那些语言，孔子孟子的那些见解也是活着的。比如，《孟子》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当你相信性善，处处都表现出你的仁德的时候，但是人们却觉得你的仁德不管用，盖不住那些小人和品行不端的坏人。我们现在也有这种叹息，好人干好事，反而被不好的人找毛病，抓住小辫子。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来看孟子的分析：孟子认为，仁德好比是水，不仁德好比是火灾，当火势比较大的时候，一车柴都起火了，仁德的人，一个人舀一小杯子水倒在上面，是浇不灭这个火的。这并不是水没有浇灭火的力量，问题是杯水车薪，水太少了。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多找一些人，来一百个人，一个人挑一挑子水往上浇，就可以把火浇灭。孟子还有一句话说得更精彩，他说，如果你看到一个人拿了一杯水去救火，没有把火灭掉，你就说仁德有什么用，还不如跟着一块儿不仁德呢！这就是世界上最大、最坏、最恶劣的不仁德。如果是这样，这个社会就完了！如果说，我救不了这个火，那就一起放火吧！这就等于是自杀，这样就会把这个社会灭了，把这个国家灭了，把人类也灭了！今天，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常常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这就是：当你一个人的力量救不了火的时候，就多找些人来灭火。不管其他人仁德与否，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你依然要用仁德去遏制和扭转社会的不良风气。

传统文化要在继承中打通和创新

《领导文萃》：您70岁左右出了很多关于老庄的著作，已经达到了高度精神自由的状态，为什么会在80岁之后选择写孔子和孟子呢？

王蒙：我先后写了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对我个人来说这是一种学习。我读这些传统文化老的书，还是上小学的时候打下的基础，小学的时候，我就背过《大学》《孝经》，到后来读这类书的时间就比较少了。后来别人鼓励我，你要是能把《老子》结合自己的人生经验、生活经验、社会经验、政治经验来谈一谈会很好。从我个人生活来说，我的面还是比较宽的，我也有参加革命的经历，也有担任领导职务的经历，也有受挫甚至严重受挫的经历；有写小说的经验，也有写诗的经验，也有做报告的经验。对于我来说，我从来用不着把这些经历和经验对立起来。

我们一说“无为”，都认为是老子的主张，但是无为而治，恰恰是《论语》在最后的时候就已经阐述，说虞舜面南而坐，各种事自然就搞好了，这就叫无为而治，这就是行政理想，行政理想就是无为而治，各种事都按各自的规则办，其实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预兆。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国家要消亡，政党要消亡，国家机器要消亡，这就是共产主义理想。为什么中国人会接受共产主义，走中国道路？因为共产主义就是天下大同，无为而治。这既是老子的思想，又是孔子的思想，又是孟子的思想。孔子、孟子都讲中华民族的初心，初心就表现在唐尧虞舜夏商周，从周文王一直到孔子，而且孔子是集大成，孔子代表的不仅仅是孔子自身，他代表的是周公、周文王，是唐尧虞舜。庄子的看法比孔子、孟子激烈一些，他认为从黄帝以后都不行了，他认为黄帝以前的更好，因为到了黄帝就要争了。从这些观点看，我觉得老、庄、孔子、孟子的思想都是相通的。

现在有这么一种说法，治国理政多学孔孟之道，个人的身心修养多学老庄哲学。我看，这个说法不错。简单地说，如果你正担任领导职务，有大量的任务，做大量的工作，就多学孔孟思想。如果你准备退休或已经退休了，就多研究研究老庄智慧。

《领导文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发扬光大，既要继承和传承也要发展和创新，这其中就涉及传统文化与新文化的关系、孔夫子与马克思的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间的关系，您认为应该如何处理其中的辩证关系？

王蒙：中华文化强调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叫做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正是这种积极求新进取、因应变化的文化精神，使得西方一些政要在改革开放初期就看好中国，而看衰当年的苏联、东欧。一方面是“天不变道亦不变”“以不变应万变”；一方面是“与时俱化”“识时务者为俊杰”“无可无不可（孔子）”还有“咸与维新” “圣之时者也”（孟子评价孔子）。中华文化的特点是在尚文尚一的同时尚化。尚化就是创新和发展。

现在我们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是如果有人以为传统文化可以代替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可以代替现代文化，可以代替现代科学，则完全是荒谬的。学习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的在于能够把它打通，能够把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打通。欧洲的很多思想观念是建立在准性恶论基础上的，他们讲人有原罪。如美国讲他的政治，讲权力的制衡与分散，认为总统是靠不住的，这就是美国人基本的政治观念，比较倾向于性恶。马克思是倾向于性善的，马克思认为如果我们实行公有财产，一切财产归人民所有，私有的财产就会去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可以各取所需，按需分配，这符合我们传统文化的天下大同思想，这个观点我刚才已经说了。由此可见，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这跟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有密切关系。因此我们需要有科学的态度，需要尊重自己的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一直在发展，我们有毛泽东思想，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有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马克思主义在发展当中理所当然要接受本土化、传统化、经典化、生活化、大众化的内容。

当前，在强调传统文化的同时，我们要维护“五四”新文化运动确立的基本方向，维护鲁迅精神，维护人民革命的精神成果，维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成果——毛泽东思想，维护改革开放，维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理解与珍惜中华文化传统，理解与因应时代特色与全球化，调动与完善文化爱国主义，尤其是要珍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珍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现的传统与现代，中国特色与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胸怀的结合。不能偏执搬洋，也不能盲目复古。

现在各地搞儿童诵经、好家庭好儿媳评选、传播“二十四孝”等等，针对道德滑坡提倡传统文化，用意可嘉，但其中或有宣扬旧理朽说之内容，与五四精神、革命成果、现代观念背道而驰。还有人过度鼓吹民国，否定人民革命，否定改革开放。这些都需要引导把握。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精华和糟粕共存，要把其中的优秀精华一代代继承弘扬，并非易事。文化难以截然划分黑白，但是近二百年来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各种文化思潮、文化遗产的选择区分。我们处于21世纪，是中国共产党引领学者与人民拓展与发掘我们的精神资源，在走向全面小康的过程中弘扬发展传统文化，而不是以古颂古，为学而学。我们需要加强对于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研究设计。我认为双创的关键在于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对接。

我们要在全球化时期珍惜、完善、提倡中华风度与中华生活方式。我们的风度与方式在于仁厚、谦和、淡定、平衡、中庸、适度。同时也需要了解“东学西学，道术未裂，南海北海，心理攸同”（钱锺书）这一面。我们要提出推动全球治理的中国命题、中国语言、中国解释，让中华传统文化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与世界先进文化有一次精彩的交融。例如：世界大同，天下为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见贤思齐→改革、开放、交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一带一路”；协和万邦→维护和平稳定；和而不同→文化民主与文化和谐等。

文化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法是正确的。对待古代文化与外来文化，关键在于选择与消化，拿来为我所用。我们在提倡传承弘扬传统的时候，要将继承传统与改革开放结合起来，将民族传统与全球化结合起来，将文化爱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结合起来。

中华传统文化历来有强大的包容整合能力。中原文化吸收了大量兄弟民族文化与印度、西域及其他地域文化。二十世纪，我们汲取了马克思主义并使之与中国国情、中华文化结合了起来，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从许多外国语言的转译中吸收了许多新名词新概念新语法新思想，同时，我们仍然保持着中华文化的丰赡成熟与泱泱大国气概。吸收与消化正是中华文化历久不衰的力量所在。今天，我们同样需要文化的活跃，需要文化的生命力。

当下，我们还要注重培养大量学贯中西、文通今古的人才，这是实现包括文化复兴在内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期待與保证。这样的人才是我们的文化优势。中华文化正在并且将要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的使命是：把继承传统、守望民族特色与放眼世界、推动全球化结合起来，担当起来；讲好中国故事，提出中国方案，用好中国智慧，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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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王蒙孟子中华文化

程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