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养老院意味着“儿女不孝”吗？

晚报·五色土 | 作者 陈玉佩

2013年播出的国产剧《老有所依》讲述了同为第一代独生子女的一对夫妻，因为父母的养老问题而引发的种种故事，折射出中国当代老龄化趋势下的婚姻、家庭与社会面临的挑战。耶鲁大学人类学家葛玫（Rose K.Keimig）在云南昆明做关于养老与照护的研究期间，当提不起精神去养老院调查时，便会宅在家里看这部电视剧。在她看来，这部剧和许多针对养老问题的研究一样，主要是从子辈的视角出发描绘中国当代的养老困境，年轻一代的生活是叙事的参照点，而“老人的生活则是威胁家庭和谐的混乱源”。正如谈到老龄化趋势时常使用的“银发海啸”一词，隐含着一种将之视为灾害的比喻，而这也正是她在《谁住进了养老院》一书中试图反思与突破的——从老年人的视角出发，呈现衰老和照护的日常经历。

中国正在经历着快速的老龄化浪潮，平均寿命延长，老年人口剧增，而与此同时，生育率降低，家庭居住模式变化，同时也面临着家庭照料资源不足的现状。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养老安排发生着变迁。葛玫关注中国城市中正在经历养老形势快速变迁的老年人和照护者，聚焦机构养老，包括公共养老院、私人养老机构和医院住院养老。从2013年到2015年，她数次来到中国，在云南昆明进行了为期共13个月的民族志研究——在当地生活，探访养老院、医院老年科和安宁疗护科，和老年人、家属、护工、医生、护士、管理者等不同的人交谈。她曾学过10年中文，在北京做过一年研究，独自完成了绝大部分访谈。

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者与研究对象都是有意识的主体，彼此之间不可避免地相互影响。作者本人的经历也影响着她在中国养老院的观察与研究，对此她开诚布公，并在文中进行讨论与反思。在她动身出发调查前，自己的母亲突发中风，家人支持她按照计划来中国，母亲留在医院康复科接受治疗和照护。和被儿女留在养老院的老年父母相处交谈时，她也会想起远在家乡的父母，想到他们的养老和照护的经历。在调查过程中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和她自身经历交织、碰撞，激发着她不断思考与探寻。

“孝道”在衰落吗？

谈及中国的养老问题，“孝”是一定会被讨论的价值观。“孝”构成了中国家庭伦理的基石，父母给予孩子生命，不辞辛苦地把他们养育成人，因而在父母晚年时，子女提供赡养作为回报，这是一种应尽的义务。但在快速变化的社会背景下，人口流动增长，个体化趋势加强，生育率下降，传统的代际互惠模式变得难以为继。在葛玫看来，新出现的养老方式——中产阶级老年人去机构养老——尤其与子女尽孝的价值观产生了冲突，但这种似乎是“最不孝”的养老安排，恰恰是我们重新审视当代中国家庭亲子关系和孝道伦理的切入点。

当代中国机构化的养老趋势真的意味着“孝道”的衰落吗？葛玫注意到，已有文献在描述家庭关系的变化时，往往会得出对孝道衰落的论断和隐忧，比如知名的家庭研究学者阎云翔就曾指出，市场化和个体化的趋势导致孝道观衰落和崩塌，带来了养老领域巨大的变化。在葛玫亲身到中国开展实地调查之前，也带有这样的疑问，循此思路，养老院生活很可能“充满对孝道崩坏的担忧”。

但是在调查中，她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父母一辈并不期待子女回报养育之恩，也不将子女的赡养视为他们理所应当的义务，而是体谅子女，担心自己成为他们的负担，甚至因为自己的养老需求而心生愧疚，并且也不会将自己住进养老院和子女不孝联系起来。一位被访者的话反映了这一点：“我不指望我的儿子照顾我什么的。我想，我就找个养老院了。我不想增加他的负担……因为父母，在中国就是，对子女不求回报。人人都是这样。”

那“孝”依靠什么实现和维系呢？葛玫注意到，已有研究对于孝道的普遍论述是将父母完全置于亲子交换中收受的一方，而她在调查中发现，实际上长辈也在为维系家庭和谐持续做贡献。尽管在物质、经济层面上，父母难以参与到家庭代际之间的交换中，但是在亲子互惠和情感层面，父母认为主动搬进养老院，为孩子提供了时间、空间和自由，他们通过这种方式仍然参与到家庭里的交换与互惠当中。

葛玫用儒家道德体系中的“仁”来阐释父母的行为，他们了解照料老人的辛劳，因而理解子女承受的压力，展现出体谅子女的仁慈。年迈父母扮演的积极角色常被研究者所忽略，而本书想要指出，他们并非全然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也在持续地贡献，在不断变化的生活中，主动参与和维护亲子关系的平衡与和谐，这一点对于理解中国家庭与养老转型非常重要。

谁来照护？

父系制和从夫居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特点，传统上，赡养老人的责任由儿子承担，主要由儿媳履行着日复一日的照料劳动。而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居住模式发生了变化，尤其在城市，越来越多的年迈父母和子女分开居住，多代同堂的居住模式在减少，对于赡养的观念和期望也在发生变化，儿媳不再像过去那样承担着主要养老责任。这一变迁也体现在法律上，不同于儒家传统思想，今天的养老法律和政策强调赡养责任的性别平等，女婿和儿媳都有义务为老年父母提供经济支持和情感关怀。

子女在养老中的角色很多时候并不是提供直接照料，从老人和家属的叙述中，理想的养老安排是，在老人尚能自理时居家养老，成年子女提供照料的方式主要是通过探望、打电话来和父母保持联系，以及为未来的养老安排做好准备，比如为将来请护工备好存款。在需要进入养老院接受机构照料的情况下，家人是情感关怀的重要（有时是唯一）来源，老年人在访谈中常常说自己最需要的是感受到关心，尤其是来自家人的关心。

提到家庭照护，人们往往想到的是子女，但另一重要家庭成员的作用和贡献常常被忽视——实际上，配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正如文中作者的引述：“就好像只有儿女参与的，才叫真正的养老。否则，只是平常的生活。”葛玫在调查中敏锐地注意到配偶作为老年照护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在城市中空巢家庭占据主导的背景之下。

作者在书中讲述了李奶奶的故事：李奶奶的老伴因骨折治疗不当瘫痪在床，原先两人居家养老，由她照顾老伴，后来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好，于是家人共同决定把老伴送入养老院。李奶奶和老伴的经历是葛玫观察到的选择入住养老院的一种典型情况：因为配偶（主要是妻子）无法照顾另一方，选择搬进养老院；也有可能两人一同搬入，虽然其中一方仍然可以独立生活，在进入养老院之后，他们也在继续为老伴提供额外的照顾。有的老人即使不和老伴一起搬入养老院，也会通过频繁的探望提供照料。社会和国家政策期待由家庭承担主要的养老责任，尤其是子女扮演主力军，但现实中，配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他们的角色在政策中往往被忽视、被低估。

老年人的自我照料和彼此支持也是照料体系的一部分。行走在城市里，葛玫注意到老年人在用种种方式自我照顾，比如踩在鹅卵石小道上按摩脚底，聚在一起跳舞、打太极，用小区健身器材锻炼、按摩等。这些我们可能习以为常的行为，在来自另一文化背景的研究者看来也是值得关注的现象。在养老院里，老年人也在积极协助为其他人提供照料，相对年轻健康的老人会帮忙给年长行动不便的老人喂饭、给子女不常探望的老人分发食物等等，老人们相互陪伴、彼此支持，构成了社区照护资源的一部分。

护工：在“亲人”和“外人”之间

除了老年人和他们的亲属，葛玫将目光聚焦在医院和养老院里以照顾老人为工作的劳动者群体——护工。她在尝试寻找访谈对象做正式访谈的过程中，因为自己外国研究者的身份而阻碍重重，一开始她以为是自己不懂当地方言，或是访谈问题复杂、不好理解，后来才意识到护工们对接受访谈心存顾虑，担心自己说了什么不恰当的话而丢掉工作，这从侧面也反映了这份工作的不稳定性。

有酬照料中蕴含着一对张力，护工是“外人”，但却承担着最为亲密的护理工作。理想中的照料包含着亲密的互动，照料者和被照料者被期待建立起“亲人般”的关系，许多关于有酬照料劳动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均会注意到这一特点。葛玫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对此也有着切实的感受：老年人会说护理员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护工也会说自己把老人当做家人一样对待。但同时，她也敏锐地捕捉到这种家人般亲密关系之中的缝隙。这种照料者与被照料者之间既亲密又疏离的关系，曾被台湾学者黄宗仪、李纪舍形容为“近似家人，实非亲故”。

护工和他们所照顾的老人来自不同背景。护工大都来自农村，从郊区、村庄流动到昆明打工，受教育程度低，而能够在机构接受照料的则是居住在城市、有一定教育背景和经济基础的老人，这种文化鸿沟在作者看来是难以弥合的，情感上的亲近因而难以达成。并且在老年人容易成为诈骗对象的大环境下，对受骗的担忧始终存在，作为“外人”的护工难以获得老人和家属的信任。

照护工作在身体上和心理上都是十分辛苦的工作。护工们离开家乡，与家人分离，从事照顾城市老人的工作以供养自己的家人，干的活又脏又累，收入也很低，这似乎将老年护理工作描绘得十分灰暗，但葛玫也从护工的视角看到支持他们从事这份工作的动力。在护工们的阐释中，照护工作并不比农村生活或是农民工能做的其他工作更辛苦，另一点很重要的是，他们自己也为这份工作赋予了积极意义，将之视为一种“尽孝”之举，用同理心赋予了辛苦的工作以道德支撑。正如一位护工说到的，意识到“每个人都会变老”，想到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希望被怎样对待，自己也会努力给予所照顾的老人同样的关怀。

置身于他人的世界，抛开预设与先见，以自己作为研究工具探索未知，从研究对象的视角理解他们的生活。葛玫秉承着民族志研究的方法与理念，向我们呈现了接受机构照护的老人以及承担和参与养老的不同角色，他们亲身的经历与理解。在讨论老龄化给社会、经济、家庭带来的种种挑战的同时，这一主体性视角也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