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这些机构改革和养老有关
就在十年前,“啃老”还是一个人人声讨的舶来词,不上学、找不到工作的家里蹲,眼高手低、好吃懒做,吸光了老父老母的养老金救命钱。
如今,父母出钱资助成年子女买房买车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半数以上家庭老人对子女有“经济再哺”现象,方式包括购房支持、经济资助等。可以说,年轻人“啃老”已经逐渐成为一种默契。
难道只有当代年轻人才啃老吗?“啃老族”又是为什么从人人喊打变得稀松平常了呢?
第一次啃老从子承父业开始
或许50岁以上的亲戚,曾问过你这样一个问题:“你上的大学,毕业分配工作吗?自己找工作一定很难吧?”21世纪的大学生,往往对这种过时的问题哭笑不得,但这个问题精准地刻画了父辈们经历过的时代。
在人们的想象与怀念中,那是一个“铁饭碗,包分配”的美好年代。“铁饭碗”源自1952年政务院的一条规定:一切公私企业,对于因实行生产改革、合理地提高了劳动效率而多余出来的职工,仍由原企业单位发给原工资,不得解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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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23岁无业男子被父母强行“断奶”,跑进银行借饭钱 /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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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届大学毕业生中,有近57万人处于失业状态,10多万人选择“啃老” / 视觉中国
那时还没有“啃老”的概念,这群无事可做,靠家庭供养的年轻人有着另一个称呼——待业青年。他们的社会形象比后来的“啃老族”还要不堪,在报纸和政府文件中常常被描述为“社会游荡小群体”。1989年湖南省某县 , 在所有违法犯罪案件涉及的454 人中 , 待业青年占309 人 , 高达总人数的68%。不论这份统计数据是否科学,待业青年在官方眼中一直是急需安置解决的不稳定因素。
于是,多省市发布了有关安置待业青年的文件,号召单位要“各负其责”,解决本单位职工子女的就业问题。厂矿退掉农村的包工队和外包商,给小年轻们腾出一份编外工作。为了孩子有份工作,很多职工开始展开“自救”,不惜自己提前退休,由一名子女顶替其身份职位进入原单位工作。根据1982年对北京北京汽车制造厂、国棉二厂等八家国企的调查,子女顶替制度实行后,提前退休的比例从之前的9%猛增到66% 。
在待业青年中,职工子女是当之无愧“一等公民”,有机会“子承父业”,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剩下九十分就等爹提前退休。这种如今看来不折不扣的“啃老”行为,在当时却得到了国家的的认可和鼓励。
70年代,大批知青从农村返城后无处安置,子女顶替制度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哈尔滨市在1974年接班顶替试点工作中,84个企事业单位共有双退职工9074人,其中子女顶替的占总数的65.9%;1975年,山东全省4个月内退休78500人,招收子女741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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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为下岗工人再就业开办的招聘大会上,许多中年下岗工人在这里找新工作 / 视觉中国
直到1978年,国家出台相关规定,工人退休后子女顶替成为了全国性的正式用工制度。另外,并没有明文规定干部身份也可以顶替,一些职工宁可放弃干部身份转为工人身份,就为了子女能吃上一碗公家饭。进了单位,就有了一切,房子、医疗、教育。
用当时一句流行语总结当时年轻人的就业状况:进机关当干部是金饭碗,能顶替接班的是铁饭碗,没有门路在农村吃苦的是泥饭碗。要么是没机会啃老,要么就是正在等待啃老的路上。
婚姻是啃老的第二次浪潮
在中国人传统的人生阶段论里,找完工作的下一步就是赶紧结婚、生娃。嫁给有房的男人,这是中国婚姻市场上横亘几十年不变的铁律。
面对如今高涨的房价和彩礼,80、90后往往会感慨生不逢时,羡慕父母当年那个“单位分房”的时代。但其实,我们的父辈分到房的是幸运,分不到房、不得不选择啃老的才是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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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一29岁男子啃老被赶出家门,状告父母不养 / 视觉中国
在城市住房供给制度改革前,职工宿舍和单位分房的确造福了一批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人都有份。和铁饭碗一样,公家分配,只会加重更多人住房短缺,首当其冲的就是年轻人。
国营单位单纯依据职务高低来决定住房面积,而且不同等级之间的差距较大。青年职工刚刚参加工作,职位低,其实很难分到房子。1986年共青团中央研究室的一份调查显示,已婚青年自己分到公房的仅占27.1 %。住房短缺让一大批等房结婚的年轻人嗷嗷待哺,不得不再次求助退休的父母。
80年代末,大中城市中青年结婚费用一半以上取自家庭,其中包括婚礼费用、购买家具等。42.3%的已婚青年由于自己分不到新房,不能不低下头颅与父母同住屋檐下;14%的人住在父母分到的公房里;还有一些住在祖上留下来的私房中或由父母资助买建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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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农村婚礼也越来越时髦,彩礼礼金直逼城市 / 视觉中国
相比大城市的父母,农村父母的经济压力看起来似乎不重,只要有块地就能自己盖房,农村彩礼也不贵,但真相却更令人心酸。无论是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实行土地承包到户之后,一个农村男青年结婚都要花掉全家大约8年的积累,其中绝大部分是盖新房的钱。80年代中期之前,农村家庭依然是以多子为主,如果家里有两个以上的儿子,堪称“倾家荡产”为儿娶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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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邯郸农村父母为儿子借贷娶亲,越南媳妇连同“媒人”集体失踪 / 视觉中国
此后,户籍制度松动,农民工涌入城市,其中90.6%学历只有高中毕业,除了做苦力在大城市很难有更好的出路,进城打工30年,他们并没有真正赚到多少钱。
尽管有很多新闻报道泥瓦工工种稀缺,月薪过万,实际根据最新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高薪农民工只是极少数,2016年中国农民工平均月收入刚过3500。啃老、娶老婆是一种没有退路的选择,因为“光是活着就已经拼尽全力”。
房子是啃老的万丈深渊
无论我们如何美化或者试图理解“啃老”在历史上的合理性,依然不能解释这个词是如何逐渐从公共视野中消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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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20日,浙江杭州某景区举行“断奶仪式”,号召年轻人不要啃老 / 视觉中国
追溯历史你会发现,过去20年对中国年轻人啃老的谴责和房价飞涨几乎是同步的。2000年中国房价第一次突破6000关口,从此就没有大跌过。2009年,在大规模经济政策刺激下,房价同比上涨22.4%,创历史新高,第一批80后买房了,原本就站在舆论风口浪尖的80后,顺利沦为众人眼中好吃懒做、不学无术的“啃老族”。
2014年中,全国房价上涨200%,这仅仅是全国平均数据,一线城市的涨幅远不止2倍。半年之后,山东、江苏等省拟立法禁止有拟立法禁止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年轻人“啃老”,如果遭到子女的勒索,老人可以向法院求援。
直到2017年,北京的房价已经超过市民平均工资的5倍,全国20多个主要城市的房价大多也都突破了万元大关。正值婚龄的年轻人基本无力买房,只能重拾啃老模式求助父母,当然,这次的“零花钱”可是贵得狠——30%的首付款可能花掉父母一辈子的积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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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23日,辽宁沈阳某楼盘广告 /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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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老人分拣垃圾供儿女买车买房 / 视觉中国
不止是城市里的年轻人,农村对于住房的要求也在水涨船高。根据2010年在唐山某村所做的问卷调查,80年代以前农村青年结婚建新房的比例不到50%,有很多人是婚后住进家里多余的旧房或干脆跟父母同住。到了2000年,建新房比例趋近于100%,“有房”基本是农村青年结婚的必备要求。
2017年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数据中心发布的“城镇化全国入户调查数据”显示,21.6%的农村户籍流动人口家庭已在城镇买房,80%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子女选择在县城及以上层级的城市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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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19日,重庆某房地产展览,年轻人成为新的看房主力 / 视觉中国
对于他们来说,即使是在四五线城市置办房产,往往也要倾全家之力、举债买房。他们的父母不仅没有养老金,更没有多少存款。2017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13432,人均支出10955,其中仅食品和衣着支出就已经超过60%,除了养家糊口外所剩无几。
啃老,听起来确实很残忍。然而2015年江苏省拟立法禁止“啃老”时,广大父母们头脑清醒得很:要不是房价这么高,我孩子用得着啃老吗?(浪潮工作室)
延伸阅读:
惨痛现实!日本数百万“啃老族”已成大叔大妈
日本内阁府早在2001年时的调查就发现,60.6%的女性对于和父母同住表示“满意”或“还算满意”,只有16.3%的女性表示“不满意”。而这一统计中,31.3%男性表示“满意”,27.9%表示“不满意”。
然而16年过去了,已迈入中老年的“单身寄生族”逍遥生活似乎即将结束。事实上,随着“单身寄生族”年龄的增加,他们对于和父母生活的满意度也在逐年下降,内阁府2012年的调查显示,只有三分之一年龄在40多岁的女性“单身寄生族”对自己的生活表示满意,大大低于2001年的调查。
日剧《卖房子的女人》剧情触及日本社会存在的中老年“啃老”问题。图为剧照截屏。
如今,中老年“单身寄生族”要面对已进入古稀之年的父母,意味着年迈的父母已经无法给他们发放“工资”,相反,缺乏生活技能和健康状况逐渐下降的他们,除了要想办法照顾自己,还要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和义务。
由于20%的“啃老族”完全依靠父母生活,一旦父母过世,“花光积蓄和遗产的他们会接着‘啃食’政府,申请救济,”山田教授说。“啃完”父母“啃”救济,这无疑是日本社会保障体系的一大威胁,给本就不景气的经济再蒙一层阴云。
《卖房子的女人》剧照截屏。
日本近年来经济低迷、前景不明朗,不少公司破产,员工收入下降,企业战后建立起的终身雇佣制度遭到破坏。现在日本有40%的男性和50%的女性是非正式员工,他们的收入远低于正式员工,而且面临高消费、高物价和逐渐上升的结婚生育成本。所以说,越来越多的日本人不是不想结婚,而是没能力结婚,他们中的不少人最终选择“啃老”。
“啃老”加重经济不景气,经济低迷导致收入下降,困顿让日本人没能力结婚,没能力结婚则选择“啃老”。日本社会似乎陷入无限的恶性循环,只要这一状况得不到改善,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将步入“中年啃老”,甚至“终身啃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