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与创新

韩明睿/文

今年梁建章的新书《人口战略:人口如何影响经济与创新》出版。就在不久之前，中国人口迎来了历史性拐点。人口总量经历几十年的增长之后，开始减少。第一人口大国的位置现在也已易主。据联合国估算，印度人口今年4月超过了中国。本书作为梁建章多年观察和思考的阶段性总结，其出版可谓恰逢其时。

一

人口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广为人知。在既定的资本存量和技术条件下，劳动者越多，经济体的产出自然越多。这对当下有直接的启示。老龄化社会有较高的抚养比，也就是说，处于劳动年龄的人们需要负担的老年和少儿更多。在本已更为稀缺的劳动力中，还需要有更大比例进入老龄服务产业。这些行业不少属于劳动密集型，很难提升生产率。除非不久就出现能和真人一样肢体灵活、精通家务的机器人，否则照护老人将一直需要大量人力投入，而且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会持续增加对人力的需求。越来越高的人力需求不可能全部由身负本职工作的子女等家人来满足，从而需要有更多人成为保姆、护工。无论怎样，养老都会吞噬掉一部分人力和其他资源，而这些资源本可留在高增长行业中。因此，老龄化社会中的养老产业本身会扩张，但从社会整体角度来看，它成不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反而会拖累发展增速。

经济学界当然很早就考虑到了人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纳入人口因素的经济增长理论从来都是不可想象的。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口在增长模型中都只是作为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出现。而从长期来看，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直到上世纪末，经济学家们试图探究技术进步的源泉时，才开始思考人口与创新的关系。

本书牢牢地将这一关系置于中心地位。假如人口与创新全然无关，人口数量下降就不是什么坏事。这样人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会小一些，同时根据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人均收入还会更高。但我们不能忘记，所有的创新都出自于人，因此必然与人口紧密相关。串联全书的从而就是这么一条公式：创新力=人口数量×人口能力×（内部交流量+外部交流量）。

创新能力与人口数量的关系不难理解。即使创新像一些小故事里说的那样，主要靠的是星星点点的孤独天才，按照概率，人口基数越大时天才也会更多。何况在真实的历史中，典型的创新者从来就不是斗室中的孤独天才，而是会与同侪频频面谈、通信，互通信息的学者和工匠。在现代社会，创新能力当然更是只能始于人们的相互学习和交流。人口增加，人与人之间可能的连接组合就越多，且会不成比例地迅速膨胀。在小国里，一家公司恐怕很难找到几百名工程师来投入一个复杂的项目，在人均教育水平相同的大国中就能很方便地实现这一点。另一方面，更大的经济体拥有更广阔的市场规模，在其中创新的效率和收益会因为规模效应而放大。产品的销量更多，研发开支就能在每件产品上被摊得更薄，让厂商拥有成本优势。这一点最鲜明地体现于软件、互联网和流媒体等行业。与传统产业不同，这些新兴行业的产品开发出来并投入市场后，边际供给成本极低，甚至可以近乎为零，最优策略就是尽快扩大受众规模以消化研发成本。而若一种产品或服务如果需要达到一定的客户数量门槛才能持续盈利，在人口大国之内只需渗透到市场的一小部分即可成功突破，在小国可能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机会。

人口能力与教育程度和年龄结构有关。从国际经验来看，普及高等教育，让至少一半的适龄人口能够上大学，确实可以推动创新。但教育发展到这一水平之后继续追加投入，就不再能够显著增强人们的创造力。而往往被人忽视的，是老龄化对创新的负面影响。青年是社会中不可或缺的创新力量。一般来说，人的认知能力从四五十岁起会明显下降。很多创新、创业者是在三十多岁甚至二十多岁时即开始取得成就。也许有人认为，人口大国老龄化并不意味着国内年轻人的绝对数量会少于相对较小的国家，因而不必为创新的人力基础太过担忧。但老龄化的人口结构对年轻人的创新活力构成了阻挡效应。日本便是典型的例子。由于老龄化，日本的大中型企业的高管职位大多被老年人所把持。在论资排辈的传统下，年轻人晋升至中高层非常困难。老年高管们倾向于稳字当头，在研发方面更多地支持边际上的小幅进步，回避那些需要冒更大风险的革命性创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曾产生多项席卷全球的商业发明，近几十年却已不复有此盛景。由于缺少在管理岗位上的历练，日本年轻人进入职场若干年后出来创业的情况也十分少见。这样的暮气已在商界持续多年，日本与创新前沿国家之间明显拉开了差距。美国前十大科技公司中超过一半是在1985年后创立；日本相应的前十大则没有任何一家诞生于最近四十年。

书中所说的内部交流，是指经济体内部的人员、货物、资金和信息交流。显然，这需要建立内部的统一市场，允许这几方面较为自由的竞争和流动。在这样的现代市场经济中，存在明显的聚集效应，各地区乃至全国的人员和企业都有向中心城市集中的倾向，以减少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们面对面沟通的困难，以及物资的运输、仓储等成本。在大城市，固定成本更高的中高端服务业也因为能够覆盖更大范围的人群而得以出现并繁荣。尊重经济规律，不去刻意压制大城市的生长，就显得十分必要。

外部交流自然说的是对外开放以及上面提到的各种要素的跨境流动。只要其他国家仍然在一刻不停的相互交流中携手发展，单独一个国家不管多么大而强，也不能指望在闭关锁国的情况下赢得或保持科技和经济上的领先地位。这是古今东西一再被历史验证的铁律。梁建章认为，就中国的现状而言，对外交流也是创新公式中仍有明显改进空间的一个因子，尤其是入境人员方面，旅行者、留学生和移民数量都显著少于其他大国，同时国际互联网连接也存在一些障碍。

二

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晚、稀、少”时期的6左右，跌到了1980年推出一孩政策时的不到3，自上世纪末起的十几年间一度稳定在了1.5左右，这几年又下了一个台阶，降至去年的1.07，在有统计数据的国家中仅高于韩国，出生人数已在一千万以下，只是印度的四成多。

生育率仅为世代更替水平2.2的一半，意味着每一代人的人数将只是上一代的一半。关于生育率走低的原因，舆论众说纷纭。书中没有过多顾及上世纪的历史，而是主要关注近年的变化，并列出了三条原因。一是由于结婚成本过高，结婚率和人数连续多年下降。二是四十年的计划生育实践和宣传深刻地扭转了国人原先“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育龄夫妇的理想子女数已近乎全球最少。三是住房、教育方面的高成本和托幼的困难。国内0到18岁的育儿成本平均为50万，一线城市大约100万，相对于收入几乎是全世界最高，而这还没有算上高等教育费用和可能的资助子女购房的开支。根据卫健委的数据，三岁以下婴幼儿的入托率仅为4%，抚养孩子的时间成本也对家庭造成了巨大压力。

从历史和现实可以看到，生育率不是固定的，而是会受经济、文化和政策影响，出现或大或小的变化。今后几十年生育率的走向，自然也有不止一种可能。

书中根据育娲人口智库的研究，基于不同的假设，预测了中国人口未来演变的高、中、低三种可能情景。低预测情景假定没有实质性的鼓励生育政策，接下来几年的生育率延续近年的趋势，逐渐降低到0.8，并在2028年后保持在这一水平。到2030年，当年的出生人口将是六百万左右；2050年不到五百万；本世纪结束时，每年出生的人口甚至将低于一百万，只有目前的十分之一，总人口为4.79亿。

这的确是让人震撼的数字。不过低预测实现的概率并非最高。在最具可能性的中预测情景里，有一些鼓励生育的措施出台，相应的财政支出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社会也有所响应，生育率在去年的基础上小幅回升并固定在1.1的水平。这样到本世纪中叶，每年的出生人口约为七百万，世纪末为两百多万，届时总人口为6.25亿。

高预测情景假设生育鼓励政策足够有力，财政投入达到GDP的5%左右，再搭上其他一些配套措施，让生育率增加到1.4。如此一来，2050年的出生人数仍能保持在九百万以上，到世纪末每年也还可以有接近五百万人出生，总人口仍可达8亿之多。

三

书里给出了多种鼓励生育的政策建议，其中有三种耗资最多，但可能效果也最大。

首先是现金和税收补贴结合的生育补助政策。对于二孩给予每月一千元现金补贴，对有更多孩子的家庭给予每孩每月两千元补贴，直至二十岁。由于不同地区消费水平不同，生育成本有一定差异，大城市中每月一千元现金并不算多，因此建议让二孩家庭的所得税和社保缴费减半，多孩家庭全免。（考虑到有的家庭特别富裕，不太需要这样的激励，可对补贴设定上限。）书中估计这一政策能够能提升生育率20%。

第二条建议针对高房价。大城市生育率低于小城市，高房价让人“生不起孩子”大概是最重要的因素。相应的建议是以按揭贷款利息返还或房价折扣的形式发放购房补贴，并像陆铭等学者所呼吁的那样，增加大城市住房用地供应以缓解高房价，同步释放人口流出地被低效占用的土地，实现用地指标在全国范围内的流转和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更好地发挥促进创新的聚集效应。这些措施预计同样可以提高生育率两成左右。

第三是兴建托幼场所。三岁以下的孩子需要长时间的细致照顾，如果依循传统由母亲负起这一职责，会影响她们的职业生涯。现代社会中的大部分工种，两性均有条件担任，没有理由把多数女性限制在家庭中。但这样就会有大量女性在有生育意愿的情况下，由于育儿的困难，少生甚至不生孩子。很多国家为应对这一问题，提供了普惠性的托幼服务。OECD国家的0～3岁婴幼儿的平均入托率为35%；在东亚地区，日本的入托率为近三成，韩国更是超过了一半。中国目前4%的入托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书中建议政府直接或间接支持建立至少十万个幼托中心，并补贴其营运费用，以将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估计这能给生育率带来10%左右的提升。

这三项措施需要投入的财政资金规模约是GDP的5%，预计能将生育率提升50%，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其他效果相对较小的政策建议包括提供男女平等的育产假、引进外籍保姆、推广灵活办公模式、保障未婚女性生育福利、开放和鼓励辅助生育技术等。

财政资金来自纳税人。如果一项福利只有生了二胎才能拿到，等于是由无孩人士和一孩家庭向二孩及以上家庭提供转移支付，这是否公平？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公共的基本养老保险实际在很大程度上是现收现付，将来退休人士的养老金中会有当时年轻人的贡献。年轻人缴纳的税收也将有一部分用于建设基础设施等老年人可以享受到的公共品。生儿育女的成本主要由家庭自行承担，儿女成人后创造的社会财富却会有相当一部分被转移给其他老人。所以实际上是有孩家庭在补贴无孩人士。另外如今防老也不再一定需要养儿。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主要靠养老金和自身积蓄生活，不依靠子女提供赡养费用。这导致在当代社会，生育从家庭的财务角度来看是净损失。补贴生育恰恰是将无孩、一孩家庭从二孩、多孩家庭那里占的便宜返还给后者，只要是在合理范围内，并无不公。

每投入1%的GDP用于鼓励生育，生育率就可提升约10%，即约0.1个百分点，这是本书基于国际经验得到的核心结论之一。作为斯坦福大学训练出的经济学博士，梁建章也严谨地补充道，这一结论表达的是跨国数据中呈现的相关性，而非确凿的因果关系。换句话说，这里观察到的只是生育福利越高的国家，生育率也越高。至于是谁导致了谁，可能正反两个方向都有作用。读者很容易想到可能的反向因果链：生育率更高的国家中，本就是二孩或多孩父母或意在成为这类父母的选民更多，他们更倾向于支持丰厚的生育福利，选民意志通过政治压力转化为实际政策后，这方面的政府福利也就更慷慨。可惜书中对此没有展开讨论。

事实上，的确有研究者尝试使用统计学中的因果关系识别技术，估计生育激励措施的效力。位于美国的家庭研究所（InstituteforFamilyStudies）的人口统计学家石来民（LymanStone）汇集了22项这类研究。这些研究考察的是不同时间、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估计出的效果大小因而有些许差异：增加相当于家庭收入10%的生育福利，导致生育率提高幅度的范围在0.5%和4.1%之间。参照这一综述结果，“每1%的GDP投入可提升生育率10%”的结论不但必须打折扣，而且至少需要直降一个数量级。

尽管如此，书中在前述几项措施之外，最后拿出的一项关于教育改革的大胆建议倒是格外有趣。作者猜测其潜力浩大，最高可提升生育率0.5个百分点，超过以上任何措施。

这当然与中小学阶段的“内卷”有关。教育内卷是多数家庭都不陌生，近年来舆论讨论热度也持久不减的现象。中国中小学生每周学习时间比发达国家的孩子多十几个小时，比上一代学生也明显增加，使得绝大多数青少年睡眠不足。这一切首先得归因于高考这根指挥棒。而改革中的“普职分流”机制又把一部分升学压力提前到了中考环节。无论以学生学习、家长辅导的时长还是相关开支来衡量，中国的教育负担都差不多是举世最高，对生育构成严重障碍。

书中建议基础教育阶段缩短一到两年，因为当代人有互联网随时加持，许多知识不再需要死记硬背。如果学生能早两年从中学毕业进入大学，直接就能为家庭减少两年的教育负担，他们也能更早成家立业，增加女性育龄期间实际可行的生育窗口期，明显提高生育率。梁建章还认为，随着人工智能等科技的进步，未来的蓝领工作会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初中毕业之后就进入职业学校的路径所培养出的工人，恐将难以胜任未来需要操作、管理各类智能设备的工作岗位。因此，缩短学制后，可将高中也纳入义务教育范围，取消中考，实行十年义务教育。同时，普及大学教育，让八成中学生能有上大学的机会，并将其通识化、标准化，利用网课等技术共享优质高校的教育资源，大幅压缩名牌大学和其他学校之间的差距，把专业选拔和分流推迟到大学毕业录取研究生的环节。这样可以淡化高考的选拔作用，大大缓解学生和家长们挤破头上名校的焦虑心态。中考和高考的压力被淡化甚或消除后，中小学教育的重心也可以从刷题向培养计算机基础和自主收集分析资料的能力等更适应现代社会的课程方向转移。

这一套改革组合拳着实雄心勃勃。对其在近期实现的可能性和难度，梁建章和育娲人口团队的同事们当然不抱有天真的幻想，而只是将其作为一种理想化的远景设计提出。无论如何，看到这样有理有据又有胆识的构想，已经足够让人兴奋。

四

贯穿《人口战略》全书的是忧心如焚的焦虑感和对人口衰减的惶恐，甚至专门有一节用来驳斥“鼓励生育不急论”。这一节开头做了一个思想实验，以此论证鼓励生育的紧迫性：2的30次方约为10亿，所以如果生育率永久停留在当前水平，每代出生人口减半，那么只要经过三十代人，不到一千年，中国人就会绝种。当然，这只是一种简化演示，本意并不是作为科学的估算。但作者接下来很快还是又禁不住表达了对生育率始终低于更替水平，人口不断衰减的忧惧。

可是我们已经看到，生育补贴不会有什么神奇的回春之效，对教育体系的颠覆式改革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太可能成行，那么我们是否应该为自己身处的这个社会的前景感到无望？其实大可不必。

在近代之前的漫长历史中，人类的生育模式都是多生、放养。向少生、优育的转型萌发于18世纪晚期的法国，过了半个多世纪方才传播到欧洲其他国家和北美。20世纪，亚洲和拉丁美洲也启动了自己的人口转型历程。当下只有非洲还算得上是人类积极繁衍的热土，但人口专家们预计那里本世纪也将开始转型。已经历人口转型的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大多达不到更替水平，中国并不孤独。单从数学上来看，这样当然不具有永久的持续性。然而人口转型在一万多年的人类文明史中是个方兴未艾的新现象，法国以外的各国转型至今还不到两个世纪。一些发达国家虽然生育率低，但因为一直有来自生育率更高国家的移民进入，人口仍在增长。生育率的转变并非受单一因素驱动，人口学家们对何种因素更为重要始终争论不休，世界各地的转型样态也不尽相同，未来生育率的变化因此很难预估。全世界人口转型彻底完成后的稳态是什么模样，现在没有人能信心十足地做出预测。我们无法从短短几十年不及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出发，简单外推未来成百上千年的人口发展轨迹，进而得出什么可靠的结论。考虑到观念在家族谱系中的传承，或许低生育率社会中少生、不生孩子的亚群体在数代之后会自然消隐，生养众多的社群则可以重新成为主流，人口总量从而能够重新稳定下来。

无论生育率的长期走势如何，往后几十年中国都将迎来更为深入的老龄化，社会、经济等多方面均会受此影响。这是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重大问题，但我们也不必全盘接受“人口即命运”的宿命论。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Acemoglu）和帕斯奎尔·雷斯特雷波（PascualRestrepo）2017年发表的一篇研究发现，与人们通常认为的恰好相反，近几十年老龄化进程更快的国家，经济增长反而更迅速，原因可能与这些国家更多地采用了自动化技术有关。两人2021年发表的另一篇论文进一步证实，老龄化引发的劳动力短缺导致了工业机器人等自动化技术的更广泛应用，韩国、日本和德国是此中的样板。老龄化也与自动化方面的专利数量紧密相关。所以，老龄化并不必然对生产率有负面影响。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就应对老龄化而言，这无疑是个积极的迹象。

即便育娲智库的高预测情景难以实现，中国人口沿着中预测路径演进下去，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也将继续跻身世界人口大国之列。只要宏观经济环境稳定，聚集效应充分发挥作用，中国还是会有让大多数国家羡慕的创新能力和发展动力。英国是一个不无参考意义的先例。尽管早已不像工业革命时期那样集中全球最多的创新头脑并引领全球增长，英国今天依然是生命科学、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等前沿科技方面的强国，人均收入较20世纪前期失去全球霸主地位时增加了大约四倍。而少子化和老龄化走在中国前面，在书中被屡屡作为负面示例的日本的经验，也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灰暗。不少经济学家都指出，日本房地产泡沫崩溃后虽然经济看上去陷入了长期停滞，但如果以劳动适龄人口计算人均产出，其表现其实颇为正常，从九十年代中期到新冠疫情之前的平均增速与美国几乎不相上下。如果我们能在养老产业等方面为进一步老龄化做好准备，一个人口更少的中国未尝不能像如今的一些发达国家那样，成为让人民安居乐业、平和生活的丰裕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