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应对“老龄化”时代：人工智能并非“最优解”

1939年，约瑟夫·熊彼特在《经济周期》中写道：“没有创新，就没有企业家；没有企业家的功绩，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利润和资本主义的推动力。这种产业革命的氛围——“进步”，是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唯一环境。” 他认为，创新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动力，也是经济景气循环的主因。正如电灯代替了蜡烛，汽车代替了马匹。创新即意味着发展的动力，人们对此深信不疑。因此当老龄化浪潮来临之时，除了对于人口数量的担忧，人们对社会前景的另一项担忧即由此可能引发的“创新”危机。

2019年年末，梁建章曾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蔡昉就老龄化可能会对创新产生的影响有过一番争论。蔡昉认为，没有任何证据和经验表明老龄化会带来社会创新能力的下降。而梁建章则认为，老龄化及少子化带来了年轻劳动力规模萎缩会极大削弱国家在创新层面的竞争力。

诚然，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力稀缺和劳动力市场僵化。但与供给侧经济学家认为老龄化会造成劳动力市场刚性，从而全要素抑制创新的观点相反，学者谭有超及其合作者在2022年发表的研究文章《Population ageing, labour market rigidity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中，以2004-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老龄化可能对企业创新造成的影响，提供了在中国人口老龄化与企业创新之间正相关的新证据。研究表明，在老龄化压力之下，对于劳动力成本较高的企业，会积极鼓励节约劳动力的创新（labour-saving innovation）以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冲击。此外，年长的员工可能会更多地专注于当前的专业领域，更可能进行利用性创新。老龄化对创新的积极效应在国有企业、从事基于经验创新的企业以及高研发强度的企业中更加显著。

《中欧商业评论》就这一研究采访了暨南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学系的谭有超教授，以下是采访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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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并不只是会“阻碍”创新

中欧商业评论（以下简称CBR）：

从您的专业视角（会计）是如何看待老龄化浪潮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您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话题进行研究？

谭有超：

创新属于企业投资结构的组成之一，而公司的财务行为都是内嵌于国家宏观经济运行之中的，作为三大财务决策之一的投资行为也必然会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因此，当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老龄化时代逐步来临，企业也需要调整投资策略以适应新的环境。这其中，由粗放式的固定资产式的投资向创新为导向的技术研发（无形资产）侧重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转变。这种转变既是顺应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劳动力结构的变化。

暨南大学的宋献中校长一直鼓励我们应当“读文献+读文件”，这样的学术研究才能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过去中国经济的重要发展驱动之一就是人口红利，而老龄化的到来必然会对这一驱动因素造成巨大挑战。其实从2008年至今，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应对老龄化的文件和部署，近年来更是倡导构建完整的人口老龄化应对体系，这是一个时代问题。我们的研究视角也希望从微观层面的企业行为入手，为这个时代问题做一些注解。

CBR：

关于老龄化可能对劳动力市场，尤其是企业创新会造成的影响，目前有哪些观点和讨论？

谭有超：

按照传统观点，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不仅仅是抑制作用，也有促进。

促进的观点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人力资本积累假说。人口老龄化主要由两个原因造成的，一个是计划生育导致的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另一个是预期寿命的增加，两个因素共同导致了人口老龄化结构的出现。我们现在谈论时会比较强调人口出生率这一因素的影响，但其实预期寿命的增加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人力资本积累的观点是，由于预期寿命的增加，一方面劳动力的供给时间会增加，另一方面个人对后续教育投资的意愿也会提高。比如以前预期寿命短，60 岁退休后基本就不工作了。现在预期寿命增长，人们会觉得60岁还很年轻，随着预期工作时间延长，也会更愿意在职业技能提升上进行投资。另外，基于养老的考虑，也会增加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以提高未来子女的收入，从而实现赡养目标。所以基于这种假说理论，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替代物质投资，劳动人口质量可以补充数量的减少，从而产生促进作用。

当然，相比积极作用，对抑制作用的学术讨论更多。综合以往的学术研究，抑制作用有两个重要的机制。

第一，老龄化会对劳动力素质产生影响。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的认知能力。然而，认知能力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降低。美国著名心理学家K.W. Schaie开创的西雅图纵向研究从1957-1992年对5000多个年龄位于25-88岁的成年进行追踪调查和评估，最终发现除了言语能力，其他认知能力在53岁就开始出现明显的衰退。姚东旻等（2015）的研究成果显示年龄与创新之间呈驼峰型关系，峰值处于 35-40 岁之间。因此，由于年龄增加导致认知能力的衰退将直接削弱员工的创造能力，并进一步抑制企业的创新行为。

第二，老龄化所带来的用工成本上涨会挤压创新投资。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力成本上涨，既包括直接的员工工资也包括养老保险。员工工资上涨会损害公司的盈利能力，从而有可能挤占用于创新的研发支出。同时，大量资金被用于缴纳养老保险并未用于增加员工的可支配收入有可能导致其对企业满意度以及自身努力程度的下降（David et al．，2007；Krishnan and Puri，2014；赵健宇和陆正飞，2018）。除此之外，也有学者认为老龄化会导致较高的养老负担，医疗等养老支出也会显著增加，从而抑制了家庭的教育投资，进而损害了人力资本的积累效应。如Poterba（1997）发现65岁以上老人每增加1%，教育投资会下降0.3%。Harris et al.12也同样发现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养老项目挤压公共教育支出。

综上，有关老龄化的学术研究，争议比较大，有的学者认为老龄化机遇多一点，有的学者认为老龄化挑战更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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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并非“最优解”，

仍然要重视“人”的价值

CBR：

您的研究中提到，老龄化对创新的促进作用之一，就是企业会因此加快在劳动替代（自动化）技术层面的研发。恰好近期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也引发了人们对劳动替代的很多讨论，您对此有什么思考？

谭有超：

作为高校教师，能很直观感受到当前整个就业市场存在明显的结构性不平衡，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大学生就业困难，但另一方面制造业劳动力缺乏。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很多大学生并不愿意从事工厂重复性且高强度的工作。在我看来，人工智能可以为解决这种结构性的不平衡提供一种方案。在这里，可以分享一个案例。

有一家我们调研的传统制造业，由于产线工人招工困难，在 2020 年的时候研发上线了一套智能的数字化系统。这套系统可以将采购、生产、销售环节全部打通。此外，这家企业还在整个生产环节大量使用工业机器人替代的产线工人，从而节约了大约 80% 的生产人工需求。

另一方面，随着智能化数字系统和工业机器人的使用，该企业在节约产线工人的同时也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例如，使用工业机器人和数字化系统后，生产过程中积累了海量数据，由此产生了许多数据分析的岗位来支持供应链与销售等，从而创造了很多新的就业机会。

运用数据进行分析，并转化成管理决策或运营决策，这些在很长时间内可能都无法通过人工智能来达成，但前置流程的一些标准化数据的内容是人工智能可以去做的。这种对人工的替代，更能凸显出高素质劳动力的价值。

我不否认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有负面影响，它会导致部分低技能劳动力的失业，但只是一个阵痛。因为从整个人类历史来看，随着技术的进步，它会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不是减少就业机会。从人力到机械再到人工智能，我们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在不断增长，这会促使整个市场的人力资本结构发生变化。

CBR：

具体而言，老龄化背景下的创新是一种什么样的创新？可能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谭有超：

老龄化会带来员工结构的老龄化，员工结构老龄化又会体现在研发人员的老龄化。高龄的研发人员在进行创新时和年轻人在进行创新的时候，我们认为最大的区别点是经验丰富，他们能够以之前的经验作为基础进行创新。而年轻人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有可能他们创新失败的概率会更高，但是也有可能会产生颠覆式创新。

熊比特把创新分为两种类型，Ⅰ型创新和Ⅱ型创新。Ⅰ型创新主要是由新兴企业做出的大胆的尝试和创造，从而有可能取代现在产业链当中的某些企业，Ⅱ型创新主要由传统企业在特定领域积累着难以被模仿的知识，因此获得了持续和可自我繁殖的技术优势。

因此我们所说的这种老龄化所能促进的创新类型，主要是Ⅱ型创新。因此它对不同的行业造成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是传统行业的话，老龄化可能对创新的促进作用会更强一点，但是对于新兴的一些行业，我不认为老龄化对创新会有明显的推动作用，我们研究的最终结论也是证实了这一点。

之前国内的学者做创新研究时，他们更多关注发明专利，主要关注两个指标：专利数量和引用率。我们是在之前文献基础上又做了拓展研究，主要是把创新分成了两种类型，一种是利用式（开发式）创新，一种是探索式创新，这是一种大幅度的根本性的、激进型的创新。然后我们发现，老龄化带来更多增加的是利用性的创新，而不是探索性创新。

虽然我们的研究总体上给人的感觉好像是站在正面的角度去考虑老龄化所带来的经济后果，但也揭示了一些可能存在的风险。专利的数量看起来确实是增加了，但破坏性的创新并未增加，这有可能对于中国未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CBR：

无论是迭代式的创新，还是那种破坏性的创新，要鼓励企业创新都离不开合适的创新制度土壤，您对此有什么建议？

谭有超：

创新的增加取决于两个东西，一是创新动力，二是创新资源。我们这篇论文主要是基于创新动力的视角展开的，老龄化所带来的冲击会倒逼企业去做创新。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老龄化对于创新资源的损害。因此，在老龄化背景下，我们必须要补强创新资源。（1）政府要通过研发补助、高新技术认定等方式给予直接补助；（2）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尤其是科创板和创业板，推动资本与技术深度融合；（3）完善高等教育，2023年4月教育部等五部门发通知《调整优化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为提高人力资本素质提供强有力保障；（4）企业也需要完善相关的奖惩机制，将人才要视为资本而非成本。比如华为2022年720亿分红，14万名员工收益，人均分红50多万。

按照目前的会计准则，高价值人才难以作为资产进入资产负债表，更多表现为成本。这就导致人才的价值越高，支付的薪酬就越高，人工成本进而也越高。如此一来，人才在报表上就成为了利润的减分项。实践中，很多企业管理者认为厂房、机器设备等是资产，能够给公司创造价值的，但是对于人力资本反而不甚在意，考虑的都是如何竭尽所能节约人力成本。企业的运营不仅有股东的资金投入，而且员工的投入也是创造财富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