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浩 ：“老龄文明期待一场酣畅淋漓的伦理革命” | 特稿

编者按

　　近日，“低龄老年人”“银发红利”“延迟退休”等话题屡上热搜，引发社会激烈争论。有观点认为，这是应对我国日益严重的老龄化社会的必然举措，如日本已经将退休年龄提高到了70岁，而且日本几乎每隔10~20年就把退休年龄延长5年。如果我国将如果将3亿低龄活力老人的空闲时间充分调动起来，将是一笔巨大的人力资源宝库。但也有观点针锋相对地指出，就业市场上，35岁已经“太大了”，60岁又还是“红利期”，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这些词汇往往给人一种感受，仿佛要置老年人于一种赶鸭子上架的窘迫，甚至使得年轻人开始忧虑自己老去之后的生活。

　　我国已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除了政策层面的改革推进，我们当下最需要的是一种应对老龄化的文化态度、哲学理念和老龄化战略的总体性话语。应对老龄化的“非常”挑战，必须进行老龄社会的伦理革命，其哲学理念就是将老龄化推进为老龄文明，建构老龄文明的非常伦理理念和非常伦理战略。本公众号特推出此文供读者思考。

　　“老龄文明期待一场酣畅淋漓的伦理革命”

　　樊浩｜东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主任、资深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1期

　　原题《老龄文明的伦理革命》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高新技术的应用、以疫情为代表的重大灾害、老龄化，是人类文明进入“非常”时代的四大显著标志，其中遍布全球并且在中国迅速而深刻地到来的老龄化，不只是人口结构的变化，还是人类世界与自身关系进入非常形态的信号。现代社会中形成的日常伦理观念和伦理态度，已经不能为老龄化时代提供充分而可靠的伦理供给，而且现代性日常伦理的简单移植，将给老龄化社会，包括应对老龄化战略，带来严重后果。应对老龄化的“非常”挑战，必须进行老龄社会的伦理革命，其哲学理念就是将老龄化推进为老龄文明，建构老龄文明的非常伦理理念和非常伦理战略。

　　老龄化已经席卷世界的各个角落，当下最需要的是一种应对老龄化的文化态度、哲学理念和老龄化战略的总体性话语。“老龄化”显然不是总体性话语，它只是事实呈现，凸显事实判断，并且携带明显的忧患意识。“老龄事业发展”只是一种工具理性的工作话语。从日本引入的“积极老龄化”这一概念虽然部分改变了人们对老龄化的传统认知，使对待老龄化的态度和战略从被动适应转向积极应对，但在理论上还不够彻底，因为在国外经验及其话语中，它只是策略性（最多是战略性）的，难以在哲学层面体现出世界对老龄化的根本态度及对应的战略理念，笔者认为，能够体现这种态度和理念的总体性战略及其总体性表达是“老龄文明”。

　　老龄化与老龄文明：两种战略理念

　　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层面，关于老龄化的理念和战略可以有两种表达，即老龄化与老龄文明。老龄化是习俗的，也是在理论和实践上模糊的一种表达，以“老龄化”为核心，无论何种语词结构，如“老龄化事业发展”“老龄化战略”等，都是基于问题应对的工作话语，缺乏作为价值判断和顶层设计的哲学理念，也隐喻以忧患意识为核心的文化态度和社会情感，因而总体上是被动甚至消极的。老龄文明宣示对老龄化作为一种文明现象的价值肯定，也宣示对老龄文明建构的积极态度和社会行动。老龄文明同样指向老龄化的社会现实，但它不将老龄化只当作对象性的问题，也不满足于寻找应对老龄化的策略和战略，而是以老龄化作为人类文明的生命气象、生命气质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文明形态，其内涵包含三个层面：其一，价值肯定，老龄化不只是一个问题集，还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其二，哲学判断与文化态度，将老龄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明气象和文明形态；其三，文化战略及其顶层设计的战略理念，即建构老龄文明，而不只是满足于就事论事地解决老龄化所导致的诸多社会问题。

　　老龄文明是关于人类生命的具有哲学意义和伦理底蕴的文明革命。人的生命具有自然与精神二重性，自然的即肉体生命在时间之流中沧海桑田，但精神生命在人生的历练积累中不断丰满，像秋天成熟的果实，在这个意义上，老龄是精神的收获季节。由此社会应当扬弃对于老龄的“黄昏心态”和“夕阳情结”，所谓“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如果我们的想象力足够丰富，如果思想的翅膀翱翔得足够高，那么老龄的智慧在“不舍昼夜”的文明奔腾中，就会成为黎明的文化星斗。在精神生命的意义上，它像黑格尔所说的密涅瓦的猫头鹰那样，在黄昏时分，满载一天的经验飞向天空，去寻找和缔造新的文明。

　　现代文明史有两个明显而深刻的哲学悖论。第一个悖论是对人生经验的漠视，它会造成文化资源和文明资源的巨大浪费，也导致文明的断裂。变化为宗教的现代性过度沉溺于人当下的自赏自恋和自娱自乐，把曾经经历和已经发生的一切都当作文明的“排泄物”。人至今不仅是一个没有充分进化的动物，还是在文化上缺乏彻底觉悟的动物。人的一日三餐，与其说是一种享受，不如说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嘲自贱。“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这是铁一般的事实，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但由此也体现了人与动物的亲缘关系。人一生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用于满足自身生存尤其是延续生命的吃喝的需要，以此补充人的生命的基本动源，然而这正是人的脆弱性所在，并且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滋生了人的生命和人类世界的诸多痼疾，如生命的诸多病灶像肠胃病和对享乐的过度追求。文化的使命和任务是将之化成人生享受，赋予文化意义，于是产生饮食文化。然而有进食就有排泄，生命的动源就产生于这一过程的平衡之中。文化的大智慧，就在于创造这种生态平衡。个体的精神生命、人类的精神生命同样如此。个体精神生命的成熟，产生于由生到死的进程中，人类世界的进步，也产生于人类集体智慧不断成长成熟中。然而，在对待老龄人精神生命的文化态度方面，现代文明却犯了一个致命错误，即在将老龄当作自然生命终结的同时，也将这个群体的精神生命和精神财富视为风烛残年的最后呻吟。于是，不仅冷漠和废弃了人类文明在进步阶梯中最鲜活最充沛的果实，现代性和现代文明也在这种冷漠废弃中使对人的世界的理解走向前所未有的无知和狂妄。

　　现代文明的第二个悖论，是将人类文明史描述为从原始社会或远古社会到现代社会的线性进程，其哲学智慧应当是黑格尔所说的从童年到老年的历史哲学运动，但人们的文明认同和历史想象又似乎将远古社会视为老年，而所谓不断来到的现代或被在场的人的主体所认同的现代，则总是充满生命活力的青春期，所谓的现代，总是与青春活力相关。然而与对待人类历史的二元智慧不同，对待作为文明主体的个体生命和人的类生命，则采取一元的态度，认为随着自然生命的结束，精神生命也愈益失去价值。于是，“古代—近代—现代”的文明生命，“童年—中青年—老年”的个体生命过程，呈现反向运动，恰切地说，呈现反向态度。其实，这也是现代性无知狂妄的表现。人类文明发展史与个体生命发育史应该是一致的，否则将不是人的历史，这种同一性不仅是哲学的真理，而且也应当是伦理的信念和信心。为此，就必须借鉴并创新黑格尔关于人的生命的精神哲学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个体的自然生命在走向老年时会孱弱不堪，但人类的精神生命在走向老年时则更加丰满成熟。其实，个体以及由此所创造的人的类生命在走向老年时也同样是丰满成熟的，如孔子、柏拉图对老年精神生命的讴歌肯定就是大智慧。如果没有个体生命与文明生命的精神哲学同一性，那么所谓的文明史将变得空洞无物，因为没有个体及其集合而成的类生命，所谓的文明史就只是一种抽象的思辨。

　　将以上辩证运用到对老龄化的哲学解释，可以得出一种启迪：必须摆脱并告别现代性关于生命理解的可怕而可怜的无知狂妄，创造关于老龄和老龄化的更高远的、卓越的哲学观念和战略理念，这就是“老龄文明”。当人类因寿命延长而出现老龄化时，它作为“人类文明进步体现”的重要表征之一，会给世界带来精神上的成熟，这是老龄群体和老龄化给文明也给世界带来的具有标志意义的文化礼物，可谓之“老龄化礼物”。重要的是，要将这份礼物作为新的文明进步的文化资源乃至文化资本，使老龄化“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从而在老龄化社会来临之际，进行老龄文明的能动的、积极的建构。基于“是”的事实和价值判断，进行“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的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就是老龄化文明战略的核心和精髓所在。

　　老龄化只是发展的负面清单吗

　　面对老龄化，在进行关于老龄化的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之际，我们有必要进行哲学的追问：我们如何建构“老”这个概念？或者说，我们如何制造了“老”？迄今为止，人们从三个维度进行了“老”的建构。其一，“老”的自然进程和生理建构，这是“老”的客观自然进程，也是个体对这一自然进程的觉悟和接受。其二，“老”的社会建构，即各种表格中的年龄暗示，社会参与中各种年龄规定的制度安排，退休制度是对“老”的终极社会宣判，强烈甚至暴力地宣判并且要人们接受“老”，并将个体从社会体制乃至社会格局中“驱离”，就像社会将青少年从家庭中“揪出”一样。其三，“老”的精神建构，一般人在生理建构与社会建构之后，不仅在精神上接受“老”，而且“精神地”老去。在社会文化中，“不服老”仅仅是个案，它似乎被当作违反社会常规的现象。如同性别的身份认同一样，社会要求个体在自然、社会、精神三维空间认老服老。在性别认同中，英文中的“ladylike”，中文中的“淑女”都意味着按照社会和文化所要求的女性规则去行动，老龄同样如此。“老顽童”一般被当作具有喜剧意义的反常人格。但事实上，老龄往往是精神的收获期，是精神的成熟丰满期，也是个体把握自己的生命节律的最后和最高的权利。但随着老的生理建构和社会建构，尤其被从社会主场中驱离，逐渐失去话语权，因而精神的领地也慢慢萎缩，精神价值被漠视，最后从生理老龄化、社会老龄化走向精神老龄化。不得不说，这是人生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精神老龄化是最彻底也是生命最后的老龄化，它甚至会加速生理和社会的老龄化，并深刻影响文化精神和文明发展的成熟与合理化。

　　其实，老龄化并不只是社会发展的负面清单。一方面，在生命史的意义上，即便在生理上走向老龄——这是一个十分相对的过程，也是需要在文明进步中不断调整的标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必须根据平均寿命调整老龄的标准及其社会认同，即便个体生命被社会武断地推进老龄的“集中营”，老龄的精神生命的价值都同样存在。很多杰出的科学家尤其人文社会科学家，就是在老龄阶段达到对人类贡献的巅峰。只要给予老龄人足够的社会机会和权利，其精神财富就将成为社会进步的重要资源，深刻地影响社会气质和文明进程。另一方面，从文明史意义上考察，无论老龄化本身，还是老年的精神与社会财富，对人类世界超越现代性危机，都是一种互动中和的力量，甚至是一种建构性的资源。

　　人类文明尤其是现代西方文明所遭遇的现代性危机，曾被表述为“青春期危机”。作为自然生命节律移植的概念，文明的青春期突出表现为与传统的不断告别甚至决裂中失去家园的危机，是现代文明对传统的叛逆疏离所导致的生命危机，它可以隐喻地表述为失老无根的危机。其实，经过漫长的演进，现代文明和现代化进程，也遭遇了青春期危机。无论学界关于现代性的起源及其价值的分歧有多大，不可否认的是现代文明已经深刻遭遇危机，这些危机都与单向度地指向未来的、持续进步的、不可逆转的时间观念相关，它们与失去家园、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分离相伴，使得现代社会至少深陷三重危机。一是科技“任性”所导致的“后原始人危机”。科技发展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将人类推向沦为原始人的空前危险之中，人创造了科技，最后可能沦为科技的创造物而丧失自身。二是无休止地征服自然所导致的“末日危机”。极端气候、环境恶化、疫情危害，似乎天人感应式地宣告自然对人类还击和惩罚的开始，“末日感”与日俱增。三是社会涣散危机。人的存在方式的原子化或单子化导致社会凝聚力的瓦解，社会冲突不断加剧。三大危机归根到底是“在一起”的危机，“我们能否共同生存？”“这个世界还会好吗？”这些问题成为人类普遍而现实的忧患。危机的根源，在时代精神和文明气象层面，都与现代性青春期的激烈躁动相关。面对不断深重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冲突，老龄化是否可以成为以速度和变化为宗教而愈益远离家园、丧失意义的现代性的“阻尼”，委实是一个值得严肃思考的问题。

　　虽然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和经过检验的国际经验来证明老龄化将给现代文明带来“人口红利”，人们宁愿将它作为发展的某种阻滞力，然而一旦放弃以征服、变化或所谓不断进步为特征的文明观，老龄化就不仅“是文明进步的体现”，而且将成为文明进步的力量。老龄人成熟丰满的群体智慧，他们对待世界的慈悲态度和悲悯情怀，更趋近于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文化境界，柏拉图所说的“摆脱奴隶主束缚”的对欲望的驾驭力，将对现代文明构建做出重要贡献，至少，只要不是对这种精神智慧过于漠视，它将可以成为文明史的生命进程中的一种中和的力量。退一步讲，即便将它作为一个负面清单，其在延缓发展速度的同时也延缓走向危机的速度。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在九十高龄之际曾痛心疾首地发现：“21世纪的世界，似乎正在与过去人类的历史脱节，我们的进步，似乎是搭上了死亡列车，正加速度地奔向毁灭。”现代文明需要在这趟“死亡列车”上安装一个阻尼，也许漫延全球的老龄化可以具有这样的文明功能，关键在于对它有足够的觉悟和情怀。

　　无论如何，老龄化的“人口红利”，老龄化对现代文明的可能贡献，是应该思考却没有思考或不愿意思考的问题。现代性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任性而恣意地狂奔，老龄的重负、老龄的经验、老龄的智慧，都可能延缓它奔向悬崖的速度，甚至可能找到失落了的驾驭它的那根文明的缰绳，问题在于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诚意和敬意。由此，老龄化才能成为真正的老龄文明。

　　老龄伦理革命

　　老龄化进程具有文明的意义，其必将带来深刻的伦理革命。期待文明革命和实现文明革命，两者都以伦理为内核，老龄文明本质上是伦理革命。

　　无论世人心态如何，老龄化在以自己的节奏席卷而来。中国老龄化正在结出老龄文明的积极正果，由老龄化的“现存”提升为老龄文明的“合理”，我们期待一场以老龄生命伦理为核心的文明革命。以老龄化既有的文明理念和文明形态为参照，笔者认为这场革命有四个基本结构，即生命的时间伦理革命；生命价值的伦理革命、生命终极关怀的伦理革命和老龄权利的伦理革命。

　　（一）“老—龄”哲学与生命的时间伦理革命

　　时间是宇宙中最强大、最公平的力量，因为任何存在者都无法逃脱时间的掌控，所谓“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时间是何种力量？它是一切存在者都不能同时在场的力量。在时间之流的巨大宇宙力面前，一切都只是过程，有始点也有终点。正因为这种流动性，包括人在内的任何强大的存在者最后终将归于消逝，但也正因为如此，一切才有出场和在场的机会。“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在孔子看来，时间既如昼夜般周而复始，又如流水般一去不复返。时间不仅是宇宙的宙斯，让一切成为沧桑，而且具有彻底的伦理性。一方面，在时间之流中一切生于无，最后归于无，于是时间是最公平的力量，是伦理上的终极公正，世间任何问题最后都在时间中消融；另一方面，时间在使一切都归于无的运动中又给一切以出场和在场的机会，因而是生生的伦理力量。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时间这种消融一切、吞噬一切的力量，地球早已物满为患、人满为患，今天的人类早已因为无立足之地而没有存在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时间是伦理上的终极力量，也具有伦理的终极性。

　　老龄和老龄化就是时间伦理的生命演绎。如果说人的诞生及其童年是生命的出场，青壮年是生命的在场，老年或老龄就是生命的退场。童年—青年—壮年—老年，是生命的时间之流，也是时间的伦理之流。生命的退场，不只是生命的自然终结，而且在缔造并养育新的生命之后，给新的生命以出场在场的机会。于是老龄不仅因其对族群、对世界延续和繁荣的贡献而具有生命伦理意义，而且其退场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伦理事件，是完成“人”的使命、演绎多姿多彩的“人”的存在方式之后的最后的伦理告别，是人生伦理正剧的谢幕。正因如此，老龄和年龄本身才具有伦理意义，家庭和社会才有义务使死亡成为一个伦理事件，因为在时间之流中，生命的诞生和消逝都具有伦理性，都是一种伦理现象。

　　所以，毋宁将“老龄”当作一种人类文明的哲学话语，进行伦理的理解。中国话语中的“老龄”，不能简单等同于英文中的“aged”。在哲学意义上，“老龄”话语中有两条线，即自然线和伦理线。“龄”是生命的自然线，古人由齿识龄，以牙齿作为人和动物的年轮或于世界中在场时间的标识，谓之“年龄”。而“老”则是生命的伦理线，在中国话语中，“老”具有丰满甚至神圣的伦理意义，“老师”与“教师”同样为“师”，但二者却有根本区别，后者只是一种以“教”为“业”的职业，而“师”一旦与“老”合一而成“老师”则是一种伦理上的身份认同，饱含伦理的情怀、诉求和坚守，是一种伦理上的尊敬肯定。“老人”“老乡”等话语同样如此。发现和肯定“老龄”话语的伦理意义，对确定对待老龄人的态度和制定应对老龄化的战略具有重大的话语意义，如果没有“老”，年长者只是在时间之流中不断“失齿”最后消逝甚至成为“文明剩余物”。当“龄”与“老”结合，就献上了一份伦理的亲情和敬意。

　　也许正因为时间力量和“老龄”话语中的自然和伦理的双重智慧，在文明体系中，“老”不仅是一个自然进程，而且是一种被建构的概念。人的生命机体是世间最精致最耐劳的机器，诸多器官在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为主人也为世界不息工作数十年甚至百年之后，最终归于安息。在这个意义上，如同人每天的睡眠，我们可以将其牵强和诗意地理解成为最后一次不再醒来的长眠做演习、做准备，也做隐喻。但是，时间赋予生命的时间节律以伦理性，这种节律既是“寿”也是“命”，所谓“寿命”，人生的退场是为来者的出场、在场挪出位置和空间。所以，生命不仅在时间节律中自然苍老，而且社会及其创造的文化也不断地提醒生命主体建构年轮意识，诸多表格中的“年龄”一栏，不仅是人在场的时间刻度，也是退场的时间表，社会身份中的各种年龄限定，中国话语中的所谓“退居二线”“退休”，实际上就是退场的伦理表达和伦理安排。“老顽童”“返老还童”，某种意义上就是对“老”的生理上和伦理上的温柔抗争。

　　“老龄”在话语哲学、文化智慧乃至宇宙规律等方面都具有丰厚的哲学底蕴和伦理意义，因而老龄化才可能也必然成为一种文明。老龄不是生命的寿终正寝，也不是自然必然性，而是一次伦理退出，是一种具有丰满伦理内涵的文明事件。将老龄化提升为老龄文明，首先期待一场对于“老—龄”的伦理觉悟和伦理革命，将老龄和老龄化从自然过程提升为伦理进程，使其体现或更准确地说使其回归伦理的本性，这是老龄化“‘成’为人类文明进步表现”的前提。

　　（二）自然—精神的生命二重奏与老龄价值认同的伦理革命

　　老龄化所期待的生命伦理，不只是对老龄人生命关怀的伦理，还应包括对老龄人生命价值认同的伦理革命，这种具有哲学意义的生命伦理，是狭义的生命伦理即老龄伦理关怀的哲学基础。传统社会对老龄人价值认同的维度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个体生命的根源；二是社会价值的创造和积累主体；三是知识的负载与传承者。首先，老龄人是生命的根源和族群生命绵延的主体，奠定了老龄群体不可替代并被充分尊重的自然伦理地位。其次，无论生命在到达老龄阶段时如何孱弱不堪，都不能忘记在其自然生命力的旺盛时代即中青年时代，他们是社会价值的创造者，任何既有的价值都是他们累积的结果，任何试图否认既有价值中老龄群体贡献的想法都是狂妄无知的。最后，在以口头交流和印刷媒介为主要信息方式的时代，老龄人是知识和人生经验的拥有者与传承者，因此老龄群体被赋予崇高的文化地位。以上三大原因，使人们对老龄群体在文化上满怀敬畏，这种敬畏之心成为文明传承的重要伦理条件，于是年龄不仅成为人生的资本，对年龄的敬畏也成为一种文明要求和文明现象。然而现代文明的演进颠覆性地动摇了老龄群体的文化地位。在急剧变化的时代，日益普及的电子信息方式使老龄群体难以挽回地丧失了知识拥有和传承者的地位，在时代进程中成为知识的弱势群体。爆炸式的知识更新要求不断学习，电子信息方式使知识传承从纵向走向横向和自我学习；高速变化的社会导致对既有价值的不断否定，在难以捉摸的变迁中淘汰和湮没了前辈的贡献，至少这些贡献被质疑甚至否定。于是，对老龄群体来说，剩下的财富只有两个，即不断远去的生命之火和作为生命根源的自然地位。然而，不婚不育这种对待种族和家庭的新的伦理态度，代孕、基因技术等新的生命造就方式，从文化和技术两个方面动摇了老龄人最后的文化根据地和文化资本，由此老龄群体在文明剧场中留下的似乎只是一个不断老去的渐行渐远的悲悯背影。

　　其实，这只是一种不折不扣的错觉，甚至是现代性的无知。人的生命是肉体与精神的二重奏，在强大而不可逃脱的时间之流中，肉体生命自然而又遵循伦理地退隐，但精神生命在退隐中不只是一道绚丽的晚霞，而且是新的黎明的晨曦，烘托出新一轮朝阳的喷薄。历史上无数哲学家都满怀敬意和憧憬地讴歌老龄精神生命的成熟和丰满。孔子描述自己的生命历程时曾说了那段醒世话语：“吾十有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论语•为政》）这段话与其说是孔子对自己人生轨迹的描述，不如说是对生命节律的揭示。“年龄”作为文明现象，是伴随自然生命的老去、精神生命的不断觉悟和成熟，最后由自然之境达到自由之境的超越过程。这是孔子所处的那个“人生七十古来稀”时代的生命轨迹，在当今百岁也“不稀”的时代，人的精神生命在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之境后是何种境界？八十、九十乃至百岁的精神生命境界是什么？也许我们至今还缺乏体悟和表达，更缺乏认同和敬畏。因为自然生命之火的不断远去会遮蔽，或者更准确地说让人们难以发现精神之火的光芒。不是没有光芒，而是如日中天的现代人以为自己身上所披的那些光芒，以为让自己能见能视“文”而“明”的光芒，不是分享了日月，而是自身喷发。这是一种可悲可怜的现代性的狂妄无知。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曾这样讴歌老龄人的精神生命：“上了年纪的确使人心平气和，宁静寡欲……像是摆脱了一帮子穷凶极恶的奴隶主的羁绊似的。”柏拉图与孔子，只是表述方式不同而已，“摆脱奴隶主的羁绊”，就是“从心所欲”的自由之境的希腊表达。“从心所欲”是自由，更可贵也更高的境界是“不逾矩”，老龄人在精神生命上达到真正的伦理性自由。所以，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对自然界的老年与精神世界的老年做了区分，认为“自然界的‘老年时代’是衰弱不振的，但‘精神’的‘老年时代’却是完满的成熟和力量”。正因为如此，在他的历史哲学体系中，中国、古希腊、古罗马，虽然分别处于文明的童年、青年、壮年时代，却幼稚而不成熟，到他的祖国即日尔曼德国，精神才到老年时代，具有“完满的成熟和力量”。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当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哲学演绎，但其中对民族生命、文化生命的自然与精神的二分，对理解老龄的生命价值以及对待老龄群体应有的伦理态度具有重要的哲学启迪。

　　因此，我们期待老龄化成为老龄文明，期待一次以老龄价值认同为着力点的老龄生命伦理革命。这场革命的要义是摆脱单一的自然生命伦理观，对老龄生命及其价值建立自然与精神的二重维度的辩证认知，在对老龄人自然生命给予关怀照顾的同时，对其精神生命的价值给予肯定和敬畏。由此，不仅老龄人的自然伦理关怀成为一种社会文明，老龄群体的精神生命的价值也会成为社会文明的宝贵财富。对老龄群体精神生命的价值肯定，将是对待老龄人的文明态度的心理与伦理基础，不仅对社会风尚，而且对老龄社会的文明具有直接而深刻的意义。老龄群体精神生命的价值认同，是回应现代性思潮冲击的一场伦理革命，它是一种健全而富有文化内涵的生命伦理观。这个问题不解决，这场革命不完成，老龄化就难以成为老龄文明。显而易见，如果不肯定人生在老龄阶段的精神价值，社会对待老龄人的伦理态度及其公共政策的人文基础，将局限于对老龄人的同情、帮助和关怀，老龄人将作为弱势群体，只被当作照护的对象，难以成为对新的文明有重要贡献的积极构造，中国的老龄化也难以真正达到“积极”的境界。

　　（三）“公众家庭”与生命终极关怀的伦理革命

　　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曾辩证，中国传统文化以伦理为本位，而不是以家庭为本位，只是由于伦理始于家庭，所以才被误读为家庭本位。其实，家庭本位与伦理本位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具有因果关联。对任何文化来说，家庭都是伦理的重要根源，黑格尔曾说，家庭与乡村是伦理的两大策源地，但对中国文化来说，家庭还是伦理的范型，人伦本于天伦是伦理建构的基本规律。中国文化传统上是伦理型文化。根据我们全国调查的结果，现代中国文化依然是伦理型文化，因为伦理依然是个体安身立命和人际关系调节的首选。在最重要的五种伦理关系中，排列前三位的都是父母子女、夫妇、兄弟姐妹的家庭伦理关系。20世纪的中国虽然伤痕累累，但最强大的依然是家庭，家庭就是中国文化的万里长城。当下中国老龄化的现状要求我们必须在文明绵延、文化传统中进行一场以家庭为背景的伦理革命。

　　在漫长的数千年中，中国人从生到死的整个过程，都首先甚至主要在家庭中完成。对任何文明来说，生命都出场于家庭，诸文化传统和文明形态的区别，主要在于生命在场与家庭的关系，以及家庭对生命退场的意义。在各种文化反思中，学界和社会的注意力更多聚焦家庭及其规律与生命在场的关系，如裙带风、熟人社会等，因而引进市民社会等理论，其实生命退场即人生达到老龄之后与家庭的关系，是现代中国社会面临的更深刻的挑战，最大的难题是当家庭难以继续为其成员提供最后的自然伦理安全系统时，如何建构与文化传统和文化期待相匹配的人生归宿。

　　中国的传统家庭为个体在世俗性和精神上解决了两大问题：一是从哪里来，这是所有文化的共性，但中国家庭对个体的关切比任何其他文化都更强烈和周到；二是到哪里去，也许从家庭出发走上社会后回归家庭是每种文化的共同逻辑，但相对来讲，中国文化中对家庭的依赖度最彻底，家庭是个体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最后家园，从社会退场之后，所谓“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对个体来说，家庭在物质和精神上都自给自足，是世俗和伦理的最后家园。然而，在独生子女使中国家庭不仅于经济社会而且于文化上全面超载的背景下，中国的老龄化如何建构新的社会文明，老龄化如何带来老龄文明？

　　也许可能的逻辑路径是由国家与社会承担原有的家庭的部分功能，但该方案在经济层面很难实现，因为中国是全面和深度的老龄化，而且文化上该方案也很难被认同。根据我们所进行的调查，80%以上的老龄人选择居家养老，也有70%以上的社会大众认为把老人送养老院是不孝或部分不孝。独生子女已经使家庭在经济上和伦理上很脆弱，但社会大众依然对家庭保持原有的伦理守望和文化期待，于是西方市民社会逻辑便难以成为解决中国老龄问题的可供参照的模式，更难以建构真正的中国式老龄文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天下一家”的中国传统，要求为老龄人建构“公众家庭”，不仅满足他们在生理和生活上的需求，而且满足心理和伦理上的需求。“公众家庭”一方面适合中国社会大众的文化期待和伦理要求，另一方面又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明的传承创新。根据西方社会的特点，黑格尔曾说，既然社会把个体从家庭中揪出，就有义务为他们建立第二家庭。对于现代中国来说，既然独生子女的社会试验导致家庭的脆弱性，那么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便有义务为个体尤其为老人提供和建构第二家庭，即公众家庭。

　　然而，“公众家庭”是一场革命，至少在理论和现实层面都具有革命意义。相对于传统，它突破了家庭的自然伦理实体；相对于现代理论和社会现实，它突破了社会学和经济学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和市场化理论，回归于中国传统。老龄化社会的“公众家庭”假设将受到来自以上两方面的批评，但无论如何，它是老龄文明的中国气象，由此我们能够真正建构人类文明尤其中国文明的新形态。它也许被当作已经实现了的常识，公众家庭在现实中被诠释为老龄人食堂、社区养老院等，但这些都只是在客观上具有部分替代功能，不一定就具有实质内涵。它也会被当作不合时宜的伦理替代，认为老龄化中的相关问题应当在社会化和市场化中解决。正因为存在这两种可能的观念，公众家庭才是一种具有革命意义的老龄文明构造，它延续但也创新性地转化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现代性谋划的冲击下表现出某种坚守。社会学家曾提出“孝道替代”的概念，触及公众家庭理念和理论的核心问题，但公众家庭不是孝道的替代，而是在独生子女所导致的家庭脆弱性背景下对家庭的伦理需求的尊重，是老龄化时代社会文明的新构造和新形态。

　　老龄化向老龄文明的推进，需要以公众家庭为着力点的伦理革命，这是入世的伦理型文化背景下终极关怀的伦理革命，这场革命的意义重大而深远，它关乎中国文化传承，关乎中国文化安全，也关乎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文明的新形态。这场革命的要义，是从根本上改变对待家庭的文化态度，传承、转化、发展家庭伦理形态。家庭是中国“国—家”文明的根基，是中国文化的伦理基础，为个体生命提供全程的安身立命的基地。中国文化之所以形成“不宗教”的文化气派和文明形态，根本原因是“有伦理”。“有伦理”的底蕴是家庭作为伦理的策源地。如果家庭不能为个体提供充分的伦理供给，人们就会到宗教中寻找终极关怀，当下中国老龄群体信教人数的增加便与家庭的脆弱性深度相关。近现代以来一以贯之并且过于激烈的文化批判和社会转型，使家庭传统及其文化地位遭遇反复涤荡，其文化根基的地位不断被动摇。独生子女使家庭的伦理承载力发生深刻变化，家庭不仅在价值观念，而且在伦理能力和文化能力方面难以承担原有的文化使命，可以说，经历一个多世纪欧风美雨的冲击之后，家庭已经不再是中国文化的万里长城，但人们在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上依然对此保持高度的认同，更重要的是在文化体系和现实社会结构中，还没有也难以寻找到文化替代。老龄化将使这一矛盾突显，以紧迫而尖锐的方式将它提高到文化传承、文化安全和文明形态的高度，它要求从根本上改变对于家庭的过于警惕、过于紧张甚至过度批判的文化态度，进行一场关于家庭的伦理革命。无疑，现代社会回归中国原有的家庭传统已经不可能也不合时宜，但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文明形态的传承，要求创新伦理型文化，老龄化将这一历史任务提高到空前紧迫而重大的程度，在家庭脆弱性生成甚至原有家庭结构和家庭的文化地位解构的背景下，为人们建构和提供“公众家庭”或“第二家庭”。“公众家庭”不只是伦理意义和文化意义上的“老吾老”，它还具有现实性，即在社会中建立准家庭或类家庭，由此为老龄人提供现世的终极关怀。这也许是一个可能引发巨大争议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必须探索，首先在理念和理论上探索。这是必须直面并完成的历史任务，因为它不仅满足占人口总数三分之一的老龄群体的文化期待和文化需求，更因其与文化传承、文化安全和文明形态深度关联而具有文明史意义。

　　（四）差异公正与老龄权利的伦理革命

　　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老龄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是老龄化与老龄文明必须回应和解决的两大问题。从学术界到社会大众，关于老龄化的认知和担忧首先发生于经济领域，然后向社会领域扩展。经济学的观点认为，老龄化将延缓经济发展的进程；社会学的观念认为，人口结构将导致社会结构的变化，尤其是诸群体间利益格局的变化。关于老龄化的基本共识和基本智慧，是世界各国的退休及相应的福利制度。退休是人生达到一定年龄阶段之后，将工作与发展的机会让位于其他生命群体的一种伦理退出及制度安排。退休福利制度的基础是对老龄群体对社会价值积累贡献的肯定与回报，肯定度越大，回报率越高。然而，现有制度大多是对老龄人权利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关怀保护，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这些当然是老龄社会文明的“硬件”，但如果不将老龄关怀由经济、社会和政治上升并沉淀为文化，便难以真正使老龄化成为有深度、有底蕴的社会文明。向文化的转换，同样期待一场伦理革命，它是关于老龄人与其他社会群体关系，关于老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伦理革命，是老龄社会的权利结构和社会风尚的伦理革命。

　　老龄人福利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老龄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本质上是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相互让渡，正因为如此，它具有社会的权利结构的性质。各国老龄人福利制度（如退休制度）上的各种政策差异，根本上是伦理与文化的差异，各国对待新冠肺炎疫情的政策及公众响应就体现了这种差异。西方社会的群体免疫制度本质上以老龄人为代价，因为在疫情中老龄人是最具生命脆弱性的群体，媒体报道中个别老龄人在医疗资源匮乏时主动退出治疗，在体现崇高生命伦理的同时，也是一种伦理上的悲剧。文化与伦理意义上的老龄关怀的要义是差异公正，因为它具有对关于效率与公平、对诸群体关系的既有观念的挑战，因而具有伦理革命的意义。

　　差异公正的理论在罗尔斯《正义论》中曾有系统论证，但差异公正绝不止于分配公正，对老龄群体来说，只有实行完全的差异公正才有真正的社会公正，也才有真正的老龄文明。老龄化中的差异公正发生于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各个领域，从生活方式、分配制度到思想观念、伦理态度，其中最具哲学意义的问题，就是老龄人与时代的关系。老龄人一般被视作时代的落伍者，尤其在高技术社会，老龄群体往往成为高技术生活或所谓智慧生活的淘汰者，由此也在社会生活甚至社会结构中出局。然而，如果所谓的时代只是中青年人的时代，那么就像有的学者所发现的那样，必须追问一个问题：老龄人是否有义务跟上时代？它的反问题是：社会是否有合法的权力将老龄人裹挟进一个变化的时代？如果要求老龄人在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方面都跟随甚至追逐时代变化，那么对老龄群体来说就是不公正的。在现实生活中，老龄人的许多权利被剥夺，从手机打车到网络挂号，出现了对老龄群体的技术与文化暴力。老龄文明的社会，不只是“适老”的社会，而且应当是“宜老”甚至“怡老”的社会。“适老”只是“能养”，“怡老”才是孔子所说的“色难”，也才是真正的社会文明。显而易见，这是非常难以达到的境界，因为它不仅期待诸群体间利益关系上的价值让渡，而且期待全社会的伦理态度和伦理教养，由此也才具有文明革命的意义。它成为一场革命，还有另一个原因：我们对所谓时代变迁包括技术进步，也应当采取反思批判的态度，放弃对于时代的批判，将会落入“凡是现存的都是合理的”的庸人逻辑。不应当强迫老龄人跟上时代还有另一个原因，也就是时代及其变化本身也不应当自以为是，这才是真正的文明态度。

　　要之，老龄化推进为老龄文明，期待一场以伦理为核心的文明革命。这场伦理革命和文明革命的内涵是：以时间伦理为着力点的生命节律的伦理革命；以价值认同为着力点的生命伦理革命；以公众家庭为着力点的生命终极关怀的伦理革命；以差异公正为着力点的社会权利结构的伦理革命。也许，只有推进和完成这些革命，老龄化才能成为真正的老龄文明。